本文是一篇论述高梁冲穆斯林如何在宗教与村落之间进行抉择的田野民族志,目的在于呈现回族群体的族群认同与实践并非仅仅是围绕伊斯兰教作为唯一要素而展开,实质上还受作用于集体记忆、“熟人社会”、民间动员、国家权力、资源占有,以及国家法定民族身份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回族构成的多元性与认同建构的复杂性是远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的。面对所属村落具有文化多元与族群杂糅的散杂居背景,“混融时代”的高梁冲穆斯林曾建构出“彝回”的身份并通过“普同领域”的共生模式来与彝族群体过着封闭的村落生活。随着20世纪90年代云南伊斯兰教复振的兴起,高梁冲穆斯林在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动员合力下做出了“回归”的决定,从此他们便能够跨越村落的阻隔而与外域回胞形成了一个互助性质的“滇南圣纪圈”寺坊联结网络,因此高梁冲对于穆斯林而言除了是居住的村落之外,还具备了寺坊共同体的意义,这意味着此后在寺坊之内进行的伊斯兰实践就成为了穆斯林追求异质于彝族存在的“边界领域”。不过,寺坊的建立并非就意味着能够完全取代传统的村落结构,主要原因在于回、彝之间长久共居的现实以及双方无法解绑的“熟人社会”之关系,而如何在宗教与村落间进行抉择就成为了高梁冲穆斯林“回归”之后亟待解决的关键论题。事实上,他们是通过身份变幻流动的属性根据情境所需找到最为合适的认同基点来平衡宗教与村落对于自身施加的作用的。一方面他们在得到彝族群体承认与尊重的前提下建构出了与外域回胞同质的认同属性,以至于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在寺坊实践伊斯兰教的外部资源,另一方面他们依然遵循着村落固有的认同逻辑,经常在遇到诸如宗教禁忌的环节上还会与彝族群体达成回避的交往默契,并且这些均没有对他们继续从村落获得生存资源而造成过约束。文章表明:高梁冲穆斯林是利用变幻流动的身份属性来实现在宗教与村落间达成和解的,这是一种通过建构“中间领域”来在两者间形成共生格局的高级状态,所以说“文化共生观”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理想。它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论证了族群认同可以为所属群体提供获得生存资源的多方渠道,当然这也需要我们找到合适的身份位置。因此,宗教与村落其实都是高梁冲穆斯林可以利用的生存资源,而“在中间”的族群认同能够让他们具备在资源占有上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项“左右逢源”式的身份优势。需要反思的是,当下云南回族的伊斯兰实践其实有很多资源都是在“回族化”与全球化相遇的背景下通过“拥抱世界”的情怀而从外部获得的,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在对其给予充分肯定评价的同时也要保持深刻的反省精神。当然我们对此也无需评论过多,毕竟这只是回族现代性身份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并非是回族的结果,何况在某些必要的时刻国家权力还会对其进行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