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18世纪山东省的粮食的供给和需求的全面估计,第二部分是对粮食价格的数理分析,包括季节差价、不规则波动、长期趋势和市场整合。首先,本文通过利用大量的清代和民国的县志、州志、府志等资料,对于18世纪山东省各府的耕地和人口进行重新评估,这是全文最基础的部分。因为就粮食的供给和需求而言,耕地和人口无疑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除此,本文还对影响供给的其他因素,包括主要农作物、耕作制度、亩产量等也进行了详细考察。18世纪中期山东省的耕地大约不到1亿亩,而在乾隆三十年(1765)前后全省人口在两千三四百万左右,户均占有耕地23.88亩,人均4.20亩。当时主要农作物是高粱、粟谷、小麦和大豆,普遍实行两年三熟制,每亩的产量约在150斤左右。全省每年产粮约141.66亿斤,种子耗去7.10亿斤,漕粮耗去0.61亿斤,再加上全部人口每年食粮97.92亿斤,那么全省每年应该净剩粮食36.03亿斤,约占全部产出的25.43%。另外,本文还分析了可能对民食有重要影响的仓储存粮,主要包括常平仓和社仓,发现即便是在实仓率较高的乾隆中期,前者实贮约182.2万石,后者约18.6万石,二者折算成米不超过1.5亿斤,不过占全省总产量的1%强。所以就绝对量而言,仓储实际上发挥的主要作用可能不是正常年份的平抑粮价,而是灾荒年份的保障民食。其次,本文利用王业键的粮价数据库中乾隆七年(1742)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山东省的月度粮价数据,分别考察了其季节差价、不规则波动、长期趋势和市场整合。结果表明:第一,全省主要粮食作物的季节差价十分明显,其变动趋势和作物的收获时间高度相关。而各府的季节差价的变动幅度与各府的粮食丰裕程度和市场有效性相关,与各府仓储量无关。第二,长期中粮食价格的不规则波动主要来源于灾害的冲击,冲击程度的大小和灾害的严重程度、灾害之年前后几年的灾害发生情况均有关系。政府的救灾虽然看起来十分有效,但是似乎对市场价格影响不大。第三,从长期来看,全省粮食价格增长速度非常缓慢,每年平均增长0.003两/石,这表明清代白银的大量流入并没有给当时的山东省造成明显通胀,也不支持人地关系紧张的结论。第四,全省的粮食市场主要表现为两个特征:其一是地缘性,即相邻的府之间价格相关性较强,不相邻的府之间则较弱;其二是区域性,即全省粮食市场基本上可分为东西两大部分,鲁西—北地区以及鲁中南的大部分地区的粮食市场整合程度较高,而沂州府、鲁东地区则相对较低。概言之,如果两府距离较近或者有河流连接,则其市场更趋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