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研究证明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是导致近些年全球变暖的最主要原因。而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因此，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成为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迅猛增长。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最大的排放国。研究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采用IPCC推荐的自上而下参考方法估算了我国1995年至2009年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然后应用STIRPAT模型对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在原有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将人口因素分为人口规模因素和人口结构因素，引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家庭规模两个指标作为人口结构变量分别代入模型；引入人口城镇化率指标，既是人口结构的一种形式，同时也作为城市化的体现；以人均GDP作为富裕度的衡量指标；另外以能源强度和第二、三产业比重来衡量技术因素。结果表明，人均GDP、能源强度是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且不存在人均GDP的库兹涅兹曲线。人口城镇化率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向效果，这可能是由于伴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推进，能源的利用拥有了更多现代的方式和清洁的技术，从而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这个负向作用大过于城市化扩张、居民能源消费能力增长带来的正向作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家庭规模，第二产业占比影响并不显著。而第三产业占比的增大则能抑制二氧化碳排放。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自然禀赋、经济发展等状况差异较大，本文分别从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出发，研究其人口、富裕度和技术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人均GDP、能源强度仍然是各地区碳排放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然而人口总量的增长仅对西部地区有显著的影响；城镇人口比例仅对东、中部地区产生明显的负向效果，第三产业比重增加对东部地区的碳排放也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