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拉开了抗战的序幕,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报纸副刊配合着军事部队在舆论宣传动员、鼓舞军民斗志、坚定必胜信心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战事的变化发展,《新华日报》《大公报》和《中央日报》三家报纸进行了多次迁址转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出版地点,不同的主编,不同的创作人群等等因素都使得报纸的副刊呈现出不同的文艺面貌。1938年“三报”先后汇集陪都重庆,在国统区的“三报”看似团结一致共御外敌,实则各取所需,在报纸文艺副刊中展开特色纷呈的暗自较量。由于人们对报纸及其副刊所属党派的刻板成见,往往会不假思索的直接认为机关报所属党派不同,所以都只是为各自政党服务的,是党派思想的附庸品,报章内容往往名不副实,正是这样过于独断的成见,使我们对报纸的认识难免有所偏颇。本文将立足于三家报纸的一手资料在第一章对《新华日报》《大公报》和《中央日报》这三家报纸抗战时期的副刊做整体的梳理概述,并从第二章到第五章对报纸副刊按照“谁、说了什么,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的逻辑,分别对三家报纸副刊的话语主体身份、话语核心内容、话语变化的时间特点和话语特性表现这四大方面展开详细分析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作为报纸的一部分,副刊在表达抗战话语的过程中与正刊思想既有“附庸配合”,也出现过“游离变异”,并且随着抗战发展、社会政治背景、语境及主编等多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党报的喉舌,《中央副刊》和《新华副刊》在抗战后期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大公报》副刊则选择游离于党政斗争之外走向了纯文学艺术道路,失去了副刊的斗争性。“三报”副刊无论是在主编的用人、稿件的筛选还是对受众的定位和内容的倾向上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和独特的个性。通过全文分析了解不同党派报纸副刊在舆论宣传和社会动员方面的差异与特色,为报纸副刊未来的发展提供警示和借鉴,从而提高媒体在特殊时期的舆论引导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