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多样性,所以公平正义观的分析视角无法细致、量化的分析侵权法的归责原则及其成因。坚持公平观念做为法律的唯一评判标准,往往会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减损。在此情况下,法律的目的应是促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或称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环境侵权法律的立法目的是社会总成本最小化。在此目标下,不同归责原则立法对双方当事人的预防水平有不同激励。过错责任能够激励污染者和被侵权人均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而严格责任只能激励污染者采取有效的预防激励。法院审判错误结合不同的归责原则,将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效果。在赔偿额度可能不能完全赔偿时,过错责任受到法院错误的影响更小；而在污染者谨慎标准确定错误的情况下,严格责任具有优势。不同归责原则下司法成本不同。严格责任将会导致更多数量的诉讼,导致总体上的司法成本很高；过错责任不会导致在严格责任下的诉讼数量,但单个案件的调查成本很高。我国环境侵权归责原则是以过失抗辩的严格责任,该归责原则能够在以单边预防为主的环境侵权中,激励污染者采取最佳预防水平,且能够激励被侵权人采取合理的行为水平。但是,以过失抗辩严格责任结合我国的举证责任制度,将会导致被侵权人举证责任低,从而可能致使环境侵权之诉大量出现,致使司法资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