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下层商业人才的培养——二三十年代上海商人补习学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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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商业人才的培养以学徒制度为中心,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学徒制度某种程度上转变为招揽廉价劳动力的工具,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商业人才培养的需求。面对这种挑战,社会各界纷纷通过开办商人补习学校,以补充学徒制度之不足。除以上内在动力外,近代教育救国思潮及商学两界联合倡导也对商业补习学教育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截止抗战爆发,民国时期上海商人补习学校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清末民初的萌芽时期,1917-1926年的繁荣时期,及1927-1936年的管理和控制时期。其发展脉络基本上遵循着由自主无序,到自主有序,再到规范管理。商人补习学校办学主体有商入团体、教育社团、学校、企业、教会、私人等。但由于各办学主体的办学能力及培养方向不同,商人补习学校的办学规模和教学程度也呈现较大差异。师生群体是商人补习学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对师生的构成、来源及管理等诸方面考察可以看出,商人补习学校师生来源呈多元化状况。商人补习学校作为学徒制度重要的补充,其主要作用在于提高店员、学徒的商业知识。从教学基础设施看,各商人补习学校校舍环境及经费条件有所差别,但各办学主体都能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网络”,为商人补习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教学环境。课程设置上,商人补习学校课程的内容既有传统商业伦理,也有新式商业知识,其课程结构呈现两者相结合的状态。教学方式和原则体现趋时、趋新的特点,考核方式比较适当,同时奖惩制度较完善。从总体上说,商人补习学校务实的教学活动,不仅使学员获取了一定商业知识,还有助于学员整体素质的提高。但通过期教学活动也反映出商人补习学校内部层次化比较分明,并存在不稳定、阶段性的不足。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社会经济面临千年未有之巨变。商人补习学校是西方职业教育制度与中国近代教育落后的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兴起、发展,其实质反映了近代下层商业人才培养方式的转型。商人补习学校与近代学徒制度相互补充、相互调和的基础上形成了“学徒+补习教育”的商业人才培养模式。这种培养模式充分继承了近代西方教育制度和传统中国商业人才培养方式的优点,既注重学理性知识,又重视工作实践。“学徒+补习教育”的培养方式成为近代经济领域下层人才的最普遍模式,学徒型企业家正是在这种模式下被培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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