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历史分析、语义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以器官这种新的权利客体作为研究起点,对其上形成的权利的性质和所归属主体、以及器官权利的行使范围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器官权利的形成实质是器官的法律地位从主体“人”组成部分转化为权利客体,笔者称之为器官“客体化”。笔者从器官客体化合理性与器官之上设立必要性两个方面对器官权利进行了正当性证明。器官客体化伦理正当性考量需要结合客体与内容综合进行,救治生命使器官客体化具有目的上的“善”,而器官的特殊性质决定主体对其支配方式必须符合伦理,器官客体化的正当性体现了目的善与手段善的统一。这也决定了器官之上成立的权利是有限的支配权。器官客体化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自身的结果。“人”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器官客体化。器官所承载的利益使器官之上设立权利成为必要,器官之上设立权利具有维护社会秩序、促进良好道德风尚的现实意义。器官实际上兼有“人格”与“物”的双重属性,二者在人体器官上是同时存在的。“物”与“人格”的二元属性,并不是始终均衡的存在于人体器官之上,在不同的情况下,其中的一种属性会在人体器官上彰显出来,超出另一种属性,使器官法律性质为“物”或“人格”的组成部分。对于人体器官的法律性质应根据活体器官、与活体脱离的器官、尸体器官几种不同的情况来分别加以定位,存在状态不同,存在的权利性质不同。器官权利是一束权利,其共同点是对器官的有限度的支配,出卖器官行为因为缺乏群体的认同不能成为一项权利,这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器官权利是有限的支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