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纲文是直观呈现他个人情感、诗学思想和文学主张的一面镜子。但学界重在关注宫体诗,对文的研究更多是骈体价值及诗学文献价值。所以全面梳理萧纲文,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文的思想和艺术特征,以及对萧纲个人思想和创作特色的反映。论文大体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首要解决萧纲文存在的文本问题。对部分文章在不同文集中出现的署名差异进行考证,辨析部分文和历史事实的对应,并考证部分文的作年,厘清萧纲文创作的基本历程。在此基础上,以萧纲从藩镇到东宫的时间为线索,结合其交游情况,考察萧纲文的历时变化。其中关于政治教化的文数量剧减,文章内容更倾向于遵礼守德和私人情感。谋篇也随着作文时间的延长而不断成熟,渐趋圆融。这是他作为太子的道德持重和对纯文学的追求。宗教和文学思想实在藩镇时期就已经萌芽,在太子时期都得到了正向的放大和延续。萧纲文不仅内容上有所发展,而且艺术形态上也有着独特的地方。用典上,以诏、令、启体典故运用的对比发现其用典因文体不同而有所变化;音韵上,虽在与内容的配合、韵部的划分和平仄韵的运用上没有严格的程式规定,但都能做到很少出韵,按需取韵,协调得当;还运用多种抒情方式,在写景、叙事和议论中表现自己的感情;同时在和前代或同时代的对比中,萧纲文在文章体式上也有变化发展。如《马宝颂》三言句,《行雨山铭》《明月山铭》保留雅正,《大同哀辞》变简洁而为繁细。萧纲是在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基础上而求发展的。“宫体”作为一种文风,不只局限于萧纲诗歌,也渗透到文章写作。萧纲作为“宫体”创作的代表,其宫体诗盛名一时,但其文的宫体色彩却不及诗歌,只有一部分文中细腻的体物和展示个人的闲适娱情,表现出轻艳的特点,可称为“宫体之文”。而这一创作并不是作者的无意识,是在其“文章且须放荡”思想指引下对“宫体”的接受借鉴,是作者创作主体性的体现。因此,宫体诗和“宫体”是从属关系,而萧纲文和“宫体”是交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