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是一种褒美功德显示形容的文体,颂体文学则是指以颂扬为宗旨的诗文。早在远古时期,颂是以歌辞的形式依附于宗教祭神祭祖仪式,并配合着乐舞共同完成仪式的内容,所以原始宗教祭祀的乐舞辞、祝颂词、祷词等是孕育颂的最早萌芽和最初源头。《诗经》里的《颂》是保存着最早的颂体文学。在周代礼乐制度比较完备的文化氛围里,作为宗庙祭祀祖先、神明的舞乐合一的乐歌,《颂》具备了礼乐政教功能,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一政权的工具。可以说,颂在最初的创作中是一种具有明确政治功能指向的文体,它的生成与发展和维护封建政权合法性的礼乐制度紧密相关。本文研究的是汉代颂体文学,这一时期的颂体文学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礼乐诗教在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载体,它承担着封建帝王对王权的肯定与维护,也体现了儒士对君权的依赖和规范,是国家政治理想的集中表达。这一特性,使这一时期的颂体文学的发展轨迹以及审美特征都呈现出随政局随礼乐变化而演变的情况。本文在绪论部分概述了颂体文学的本义、起源以及研究现状和方法。全文共分四章,都分别围绕着与颂体文学紧密相关的礼乐文化展开论述。第一章着重分析颂体文学与礼乐文化之间内在的关系。周人在“制礼作乐”的过程中,赋予乐歌政教功能,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诗经》里的三颂可以说就是礼乐文化的衍生。其后,以孔子为代表的西周礼乐文化的继承者们又为颂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儒家的诗教脱胎于礼乐传统,主要从诗之“正乐”、“政教”、“中和”等为颂体文学的正统性、功用性开辟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第二章重点从汉代的礼乐文化背景入手,从而探讨汉代颂体文学生成的文化背景。“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汉代模仿周代确立了采诗制度,后又设乐府,都是出于礼乐政教目的。其次,在汉代复兴礼乐的思潮中,士儒们以“大汉继周”自居,有着强烈的颂汉意识。在他们的诗学体系中,《诗经》三颂便是儒学正统政治作品的代表,他们用礼乐精神和儒家的政教观去诠释《诗三百》,力求发挥诗歌的政教功能。因此,汉代颂体文学较多失去了文辞的独立意义,而被再诠释为政治和权力话语,从意识形态上肯定了统治阶级的政权合法性,成了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第三章分期重点论述汉代颂体文学在礼乐文化下的发展与流变。由上两章分析的结果可知,汉代颂体文学有着内在的礼乐政教功能,它在汉代的发展和演变更多程度受国家的礼乐文化、政治制度等影响,当一个朝代的政治步入正轨,统治者大力宣扬以“礼乐教化”为治国之本时,颂便被奉为“正声”之典范,象征其政权合法性的颂体文学就会兴盛;当国家政治情况恶化,统治者难以维持礼乐的时侯,颂体文学就会丧失其内在的政治功能,变质而衰败。因而它在汉代有一个规律性的发展过程:即“西汉前期是继承,中后期是发展,东汉前期是繁荣,中后期转向衰落”。第四章主要论述汉代颂体文学的审美特征。由于受外部礼乐文化的影响,汉代颂体文学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审美特征,概括地讲,汉初颂体文学主要是一些郊庙祭祀诗歌,它们继承秦以前的体制,风格古朴典雅;西汉武帝时期对正统的礼乐进行大胆的变革,以新声代雅乐,使颂体文学在内容、体制上都有了新的开拓和发展,此时的颂体文学形式活泼,风格多样;东汉前期,以典美为风尚的颂体文学创作水平超越前代,在规模和品质上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东汉中后期,出现了贤臣清官颂和书写日常器物,建筑,普通人物的咏物颂。颂逐渐丧失其政治功能的精神品格,内容泛化,风格杂质化,颂体文学走向了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