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作为人类发展进程中变化巨大、影响极深的时期是独树一帜而不可取代的,它反映到政治、文化、经济、科技、哲学等整个意识形态的构成上。当这些多元化、多层次的格局作用到艺术领域时,新音乐家们大都在“为创新而疯狂的奋斗”,他们纷纷积极探索新的音乐语言—于是乎种种未曾听闻的音响、记谱法、乐队编制、理论甚至是口号、行为艺术,都涌现出来。其派别之多到“乱花渐欲迷人眼”,范围由点至面遍布整个世界音乐。这标志着音乐创作由共性写作到个性写作的转变。而在这些派别当中,他们普遍都存在一个共性,试图挣扎摆脱“昨天”—后期浪漫主义的笼罩。只不过有些人走向了新的高度意义上—回归新古典主义,而有些人走得更远则走向了具有先锋气质的明天。其中,“现代派”(theModernism)的作曲技法,一般来讲,相较于传统形式而言在技术上和表现上都进行了积极创新的艺术探索。他们用独特而具有创造力的音乐语言如万花筒一般来表达内心世界的真挚情感,打动世人的心灵。西方的现代作曲技法,自勋伯格以来,经历了数十年来从调性、节奏、和声、旋律、音高组织方式等方面的推陈出新。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科技与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方面,人们在不断的改进已有的各种乐器,使其能够发出更为独特的音色,或者更为便利的使用；另一方面,人们仍孜孜不倦的在试图创造新的乐器,甚至是创造前所未有的声音。令人欣喜的是,同乐器相比,人声是一件技巧性、表现力等方面都十分值得开发的“乐器”。有鉴于此,涌现出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以及他们对于人声创作领域的不懈探索追求而完成的作品。(如：贝里奥《主题—至乔伊斯》(1958)《面容》(1961)、利盖蒂《探险》(1962)、鲁托斯拉夫斯基《亨利·米绍的三首诗》(1963)、戴维斯《疯狂之歌八首》(1969)、亨策《关于猪的实验》等作品)放眼当代的作曲家们,通常是从单纯的学习西方的传统作曲技法开始到跟上现代音乐的发展步伐,再到融合本民族的音乐语言风格。尤其自二十世纪调性解放以来,创作的思维和灵感如泉涌一般,作曲家们都争相竞艳的展现个性,表达自我。本文通过对中国作曲家陈其钢《水调歌头》中的“乐”(器乐)与“腔”(人声)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梳理归类,来探讨特定风格的人声音调和器乐化音乐语言的融合问题。进一步说明,对于现代音乐作曲技法的种种手段我们应该恰当合理的运用,而不应该盲目的生搬硬套。换句话说,作曲家们在不断的创新并追求新声音的道路上,不应该拘泥于单纯学习他人的创作手法和模式,同时也应该考虑在某个层面建立属于自己的空间,尤其是自二十世纪调性解放以来,作曲家们创作的思维和灵感都如泉涌一般争相竞艳的展现个性,表达自我。正因为有了这良好的时代平台和氛围,则更加应当注重“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的将本民族的文化内涵精髓融入到作品中,深层次的挖掘出音乐所传达的意义。另外,本文所涉及的人声创作作品均属于20世纪典型的“室内乐”性质的音乐作品,主要包括独唱、重唱、对唱形式或者与器乐呼应的室内乐作品,不包括重奏、合唱和歌剧等其他大型声乐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