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信息时代下,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可以说是中立帮助行为所孕育出的特殊产物。《刑法修正案(九)》第28条、第29条的规定,虽然对网络犯罪日益猖獗的现状起到了一定的扼制作用。但是由于刑事立法的急促出台,导致其在具体适用时问题重重。虽然中立帮助行为理论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观点,但大多数学者目前仍比较赞同限制处罚说。以限制处罚说中的客观说作为契入点并对网络服务者进行分类,明确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指的是在网络环境中,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所实施外在表现并无犯罪意图,内心也并无犯罪故意。但是对他人的犯罪行为确实有促进、帮助等实质作用的行为。自从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出现在公众视野后,便引发了学界的广泛热议,其中较明显的问题有三点:一是将网络帮助行为正犯化后一直饱受有扩大处罚范围,违反刑法谦抑性的嫌疑。二是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入罪范围模糊,客观方面主要体现在行为类型界定含混、因果关系判别模糊,主观方面则体现在“明知”“知道”难以给出明确的标准。三是现有的法律规定适用仍步履维艰,虽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将预备行为纳入到处罚范围中,但是对其处罚的规定仍然不全面。另外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处罚范围也在朝着积极入罪的方向前进,这无形中加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所以,阐明现阶段共犯化、正犯化、平台责任三种归责路径的利弊,选择采用全面考察的标准进行评价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于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入罪范围不明确则建议引入客观归责理论,通过行为规制与结果规制更合理的对入罪范围进行限定,并结合司法实践案例对该理论进行灵活运用。最后提出增强法律解释的明确性,弥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预备行为存在的漏洞,提出“职业正当性”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出罪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