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及意义目前贫困依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国家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占全球总数的80%。有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有一半的贫困人口生活在1.2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经过全球的共同努力,减贫数量超过了1990年贫困总数的一半以上,到2008年,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2%。此外,联合国千年发展报告(MDGs)显示,在这个期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了7亿人。但是这个巨大的减贫成就在全球是不均衡发展的,相比较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东亚和东南亚为全球的减贫事业做出了更大贡献。目前极端贫困人口有47.5%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36%在南亚国家,14.3%在东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6.9%,中东和北非为2.7%(WBG,2012)。文献和过去的研究已经确定了撒哈拉以南地区是全球最穷的,尤其是这里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农业,农业是为当地提供食物,收入和就业的最主要部门(Apata et al.,2010)。学界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辩论已经有了一整套的结论。近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2000到2011年期间经历了非凡的经济增长,GDP平均增长水平在5.2%左右(Kulundu,2013).一些机构由此进一步预测,发展中国家将在一段时间内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速,2014年为5.1%和2015年5.3%(联合国,2014)。不幸的是,尽管非洲最近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记录,这个巨大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显著地减少贫困,尤其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巴西、新加坡和阿联酋(Mpango,2013;Pauw & Thurlow,2011)。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有着一些相似的特征,成功地引导了经济增长转换为减贫的成效(Samargandi et al.,2014; Wang,2013)。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地区拥有着多样化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令人惊讶的是,对这个地区大多数人而言,贫困仍然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因此,全球发展政策的讨论日益转向为研究经济增长的模式,理解和共享包容性增长的模式是讨论的一大焦点。包容性增长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参与这个过程,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Dollar and Kraay,2002)认为,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但是经济增长必须真正关注穷人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农业和农村发展等部门在农村扶贫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真正的发展应该是人的发展(Paredo,2000)。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最根本的挑战是如何将多样性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制度纳入政策之中(Cahoon & Rowney,1996)。坦桑尼亚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之一,尽管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东非排名第一,撒哈拉以南非洲第八,但是其依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Litchfield & Mcgregor,2008)。这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最近一直在增加。例如,它从2007年的0.451增加到2014年的0.488(HDR,2014)。这可能是由于从2005年到2011年该国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8%,2014年,该国的GDP增长预计将达到7.2%,并在该年中期时以年均7.7%的速度增长着(MOF,2014)。因此,从2006/07到2012/13的平均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分别约为6.8%和11%。通货膨胀率的增长是由于2012年国际原油及粮食价格上涨从而导致世界市场上收支不平衡变化,从而降低了人民的购买力。人均纯收入已经从2006/07的217.6美元增加到2012/13年的466.3美元。然而,人均收入466.3美元并不意味着坦桑尼亚不再贫穷。从2006/07到2012/13年期间,制造业和建筑业对GDP增长的平均百分比贡献大约是8%,这些部门对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8%的平均百分比贡献率实在是太低。坦桑尼亚1961年独立,50多年以来,国家经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但也一直在与贫困作斗争。政府出台了很多旨在解决贫困问题的战略、政策和项目,并落实到了地方,但是,这个国家仍然贫穷,据估计84.1%的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指满足食品和基本需要的贫困线)。结果,未来改善农村民生的希望很渺茫(Bogale et al.,2005)。这种挑战受到内部和外部的不同冲击,如：对乌干达的战争收回了一部分西北地区(喀格拉河地区),每年增加了3%左右的人口,此外,国内存在着大量腐败、管理不善和收入不平等等问题(Li et al.,2012)。虽然在2000年和2007年全国总人数下降了2.1%(Hoogeveen,2009),坦桑尼亚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影响到贫困的变化。(Ali & Son,2007)指出,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受益,因为增长本身并不足以减贫。也就是说,穷人或被边缘化的人被排除在了增长之外,这将进一步增强收入的不平等性(Ali &儿子,2007)。在一个给定的经济增速水平下,高水平的和正在不断增强的收入不平等将不利于减贫措施的实施。因此,收入不平等严重影响了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稳定,这些又反过来是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许多研究表明目前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性在持续增加(Clark,2011)。不平等对测量贫困具有重要作用,未来经济增长和减贫都与其有重要关系,因此,讨论不平等性是有重要意义的(Nissanke & Thorbecke,2006)。根据2007年家庭收支调查(HBS)显示,满足不了基本需要的贫困人口比率为33%,而2000/01(HBS)统计的该数据为35%,仅有少量的降低。从1991/92到2011/12年期间,满足不了食物贫困线人口的百分比从22%下降到了9.7%,低于基本需求贫困线的贫困人口比例则从39%下降到28.2%。这期间基尼系数的变化不大,收入不平等性似乎也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低收入和贫困仍然是坦桑尼亚的一个关键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农村居民。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多数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穷人的数量依然是巨大的并在持续增长(Aikaeli,2010; Minot,2006)。低水平的农业生产使坦桑尼亚的极端贫困人口营养不良、粮食不安全问题更为突出,此外,穷人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的影响,并且在面临诸如疟疾和艾滋病等疾病时具有高度的脆弱性。为了使更多的人脱贫,除了面临以上这些挑战以外,人口的快速增长也需要经济社会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可可持续的食物供应(Li et al.,2012; Malik 2003)。为此,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对目前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大部分人而言,为什么贫困始终是他们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坦桑尼亚的农村生计和贫困状况到底如何?目前关于坦桑尼亚农村贫困的一些关键问题还很少有人做出详细的研究(Aikaeli,2010)。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农村生计改善与减贫的关系,农村生活结构对研究区域减贫的制约到底如何,并由此为制定面向Kkinga地区民生改善和建平提出政策建议。此外,本研究对贫困和非贫困进行了分类,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贫困并制定更加有效的干预措施。这种对贫困与非贫困的区分能够为制定更加有效的干预政策提供有力的专业支撑。本研究对被研究区域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深度的分析和评估,使政府、研究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该地区有关的贫困状况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和了解。具体来说,本研究可以用于制定农村地区微观减贫政策的参考,也可能作为一个有用的评估工具,跟踪评估地方宏观政策的影响。已有的研究很少有关于坦桑尼亚农村生计和减贫,本研究在此方面提供了理论上的补充研究。二、研究目标与方法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索坦桑尼亚的农村生计和贫困,以Mkinga区作为一个案例。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1.分析农村生计改善如何促进减贫。2.分析被研究地区对贫困有制约作用的农户家庭生计结构。3.分析了当前实施的生计战略和政府在选定区域的减贫中扮演的角色。4.提出旨在通过提高农户家庭生计以达到减贫目的的政策建议。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被用来理解和审视农村家庭的生计和贫困状况。这两种方法都在本研究中使用来作为涉及定性和定量的数据采集查询策略。一些学者认为,定性研究不断扩大并可能会取代过时的定量研究。在这方面,这两种研究方法的使用是部分的定位在克服的一种方法相对于另一个的限制,并允许对于复杂的社会世界的全面理解(Tolossa,2005)。通过对非洲农村劳动力的研究案例中,White (2002)指出在贫困分析中结合定量和定性方法的需要。在概述定性的方法可以在定量分析的发展适合的几个领域后,怀特(2002)认为,没有理由可以将任何一种方法放在首位,因为两种方法在社会分析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此外,在数据类型之间有很多重叠。因此,比起一种方法的单独使用,技术的结合将会更加频繁的产生。问卷是主要的数据收集方法,此外也会有其他的补充工具用于数据的收集。本研究的问卷首先是在Muheza地区进行过20位受访者的预测试。这次练习是为了检验问卷是否是适合本次研究收集数据的工具。该措施有助于研究人员确认和验证问卷的可理解性和可靠性。获得反馈后在真正的研究进行前会对问卷做出一些改进。在数据收集过程之前,雇佣并训练了两天两名研究助理。问卷被翻译为当地语言(斯瓦希里语),然后给予识字的受访者。对不识字的受访者进行了采访。很少有受访者愿意自己填写问卷；他们大多更愿意接受采访。因此,研究人员对受访者使用结构式访谈。使用参与观察法是为了从当事人的视角更好地理解事务的发生逻辑。研究人员参加尽可能多的村民的日常生活,同时认真观察并记录相关信息。这是通过拜访他们的家,农田,社区聚集地(例如清真寺,集市地,节日聚集地)和水源地进行的。Lugandu (2010)认为,参与观察法是了解被研究者居住的资产和经济环境的有用的方法。采用关键人物访谈的方法获取关键信息,访谈的对象包括对地区工作人员,保卫及村领导和村里其他利益相关者。调查活动由研究员列出的访谈提纲来指导。为了验证从访谈和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采用焦点小组访谈(FGD)方法。该工具也被用来从受访者获取定性数据。焦点小组访谈进行在村中的两组里,由研究员编写的清单引导村民进行。他们根据他们的性别和年龄进行分类。当个别成员的记忆,思想和经验被他们听到的别人描述自己的经历激活时,焦点小组访谈提供一些十分有价值的信息。本次调研焦点小组访谈的最大参与数量为10人,在这两组中妇女的讨论非常活跃。收集这些不同类型信息的数据是为了补充从户主那里得到的农户家庭情况。关于农户生计结构和它对于减贫的影响,还有选定区域的贫困的主要决定因素的信息,是从村和区的政府工作人员,Mkinga行政区政府部门以及图书馆收集的。通过阅读如学术期刊,论文,书籍,博士论文和互联网搜索等文献加以整理。使用辅助数据的好处包括节省财力和时间,快速的数据采集同时提供有对比的和适当的数据。由于预算和时间的限制,不可能在社区调查所有人口,因此抽样是非常重要的。抽样可以节省成本和时间,使数据采集的过程更容易管理,确保了比普查(克雷斯韦尔,2003年)更高的整体准确性。从地区层面到家庭的受访者会使用多阶段抽样方法。使用立意抽样法从Tanga区域选择了Mkinga地区。在Mkinga地区里使用简单随机抽样法选择了Moa和Zingibari村庄。这项研究的抽样分析单位是农户户主,并不管他／她的性别。坦桑尼亚家庭的定义援引自Daninga(2015):单人或住在不同单元房屋的,享有共同居住空间的人群。根据这项研究的目的使用随机抽样的工具从Moa地区的两个村庄选择212户作为受访者,命名Moa和Zingibari。如户主无法接受采访,则他的配偶接受了采访。210位受访者愿意接受采访。因为有共同的生活环境和婚姻的联系,这些村庄里的大部分人都彼此认识。Matata等人(2001)认为,如果样本大小超过120,那么它们足以进行统计分析。因此本研究所选择的样本量可以认为有足够的代表性。考虑到所选择的区域是笔者的家乡,偏见的影响力以及保持样本量管理是进行过考虑的。根据2012年人口普查的总人口为4339人,家庭平均人口4.4人。在Moa村的农户数为191。选择的样本量为87。在Zingibari村的户数为284而选定的样本量为123户。本研究采用了立意抽样的方法选择了Mkinga地区作为研究区域,相比Tanga地区的其他地方,Mkinga地区不具有很重要的战略位置,但是在农村生计和贫困方面具有典型性。相较其它地区,该地区拥有可使用的大量土地和多功能生计活动所需用水这些比较优势。除此之外,Mkinga是相比Tanga区的其他地区的最小的研究区。定性和定量的信息是分别进行分析的,因此该分析需要使用不同的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叙述性描述是作为分析的定性方法,用于分析通过定性工具收集的数据。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版本20作为一个工具来分析通过生计框架收集的定量信息。这涉及在电脑里编码和输入数据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和制表。描述统计工具如百分比分数,交叉表格和频率分布被用来分析受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和收集的定性信息。因此就使用如调查结果的第五章中的的表格来表达相关问题。用卡方检验方法分析和研究这些被认为具有生计的结构和贫穷之间的联系的变量。假定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土地规模,经济活动,农场所有权,抚养比和获得资金的机会都是贫困的影响因素。三、研究结果在讨论生计结构和贫困之间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详细描述被研究区域贫困和非贫困农村家庭的生计结构到底如何。本研究采取了相对贫困线的识别方法,对总人口进行按照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排名,人均消费支出也是分析家庭福祉的基本因素。消费可以用来衡量家庭的收入水平,是因为消费可以衡量家庭的福利获取程度。而收入是衡量潜在或机会福利水平的工具(Baiyegunhi et al,2010).本研究采用Baiyegunhi et al.,(2010)改良Deaton et al.,(1980)提出的基于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为基本分析单位,并用于测算家庭贫困程度的分析方法。结果显示,近94%的受访者在该地区是贫穷的,仅有6%是非贫困的。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户主的性别、,婚姻状况、融资的可获取程度、抚养比率和家庭大小是影响贫困最显著的因素。卡方检验没有显示经济活动对贫困的影响的预期结果,并不足以说明户主的职业是家庭贫困和农户生计的最直接因素。因此,有争议的潜力巨大的农村生计多样化转型战略不能有效提高贫困社区的生计。交叉表格用于分析研究区域事件观察的分数模型。性别、家庭拥有的土地的大小、用于农业的农场的规模、家庭规模和抚养比率被发现与贫困有很大的相关性,并正在影响着研究区域的贫困现状。此外,本研究对研究区域生计分析框架中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述和讨论,主要包括自然、物理、金融、社会和人力资产。四、结论及讨论国家一直以来都在解决贫困问题,并且也认识到了人民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以及没有腐败的政策实施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最综合的办法。因此,贫困可以通过强大的机构干预和公平分享可用资源的手段来加以解决。然而,政府需要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承诺,应全面提倡实施以减贫为目的的政策措施,因为已有的证据表明在增长疲软的经济环境中,居住在贫困地区的大部分穷人更容易在增长和分配的链条中处于弱势地位。尽管政府有责任提供适当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本研究建议,人们尤其是女性在这方面应该有积极的态度使用他们自己周边的资源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另一方面,人们应该加强教育,废除一些阻碍他们尤其是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传统习俗,采取更多的措施提高该地区的人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读写水平。适当的教育或许能够给家庭一个积极的影响,最小化家庭的大小从而降低家庭的抚养比率。过去坦桑尼亚实施了不同的生计策略和规划以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然而,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大部分人并没有直接从这些改善民生的项目中受益。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这些项目的资金有限,捕鱼量受到气候变化、非法捕捞和工具简陋的影响,使市场不能为这些项目提供更多的资金。此外,项目协调能力缺乏以及村庄领导者受教育水平低下,导致一些项目难以真正惠及到穷人。本研究结果发现,与其他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类似,坦桑尼亚大部分公民同样面临着食品不安全和食物能源缺乏的问题。相比较非农业社区而言,农村地区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应该是政府的政策焦点,并尽力于增加粮食收成、提高收入减少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