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发展的全球化、自由化趋势日益明显。面对金融业国际化经营的世界潮流,我国将金融业分步骤、有秩序地对外开放,不仅是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时许下的承诺,也是我国加速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力,而我国金融开放进程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就是银行体系对外开放。入世后,外资准入的限制条件逐步减少,外资在我国银行体系中的发展呈现出机构数量扩充、业务范围拓宽,地域范围趋广、服务对象多元、形式变化多样等特征,其渗透程度日渐加深,并与国内商业银行展开合作与竞争,促进了我国银行体系内部格局的调整。特别是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人民币加入了SDR(特别提款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快速发展,这些因素均促进资本项目开放度持续提高,外资进出中国将更为自由便捷。因此在华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外资进入后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事实表明,外资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在目前形势下,外资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究竟是正面效应为主还是负面效应为主?如何在保障我国金融安全和银行稳定的前提下,合理、有序地促进银行体系对外开放?我国银行体系应当怎样改革,做到既能有效应对实力雄厚的外资竞争,又能保障自身稳定性?以上问题在我国银行体系的未来发展中显得非常重要而严峻。为解答上述疑问,应当在详细考察现实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外资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机理,并对外资进入的实际效果加以验证,这也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在全球经济尚未完全复苏,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银行体系自身存在较多问题的背景下,探讨我国银行体系如何应对外资进入带来的挑战,并抓住机遇,尽快提升中资银行国际竞争力,增强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和危机防范能力,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为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相关研究提供来自发展中大国的经验证据,丰富外资进入与东道国金融稳定相关理论,也有利于权衡我国银行体系引入外资的利弊得失,可以为优化我国银行体系外资引入政策提供合理的建议,更有利于探究处于金融改革深水区的中国如何在外资的引入过程中,更好的维护和提升银行体系稳定性,为我国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和国家金融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决策依据。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已有文献大多仅研究外资进入的某一种方式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本文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就外资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总体影响进行了研究,而且分别就外资的两种进入方式——绿地投资和战略投资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度量。在理论分析中,论文构建了外资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较为完整、系统的作用机制和分析框架。第二,本文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国外学者bulmash构建的“银行跨国投资模型”进行了改进,建立了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体系动机的数理模型。第三,已有文献中有关外资绿地投资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研究,大多为建立回归模型进行静态分析,而对于模型的长期稳定性以及长短期效应的交互作用则较少讨论,也鲜有讨论外资进入的冲击对银行体系稳定性在未来若干期的动态影响。本文通过运用johansen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对两者关系在长期、短期的表现进行衡量,并通过vec模型来衡量长期效应对短期波动的调节作用,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衡量外资进入的冲击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动态影响。第四,已有文献中有关外资战略投资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研究,往往不区分银行的具体类型,仅就战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总体影响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也较为笼统,更缺少针对城商行稳定性的分类研究。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银行体系中的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进行分类细化研究,得出外资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中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稳定性影响的差异化、具体化的结论。在衡量商业银行稳定性时,本文对hannan、hanweck、denicolo等学者设计的z-score法进行了改进,将风险因素也纳入到测度过程中。全文由六大部分,共八章组成。第一章为导言部分。第二章为理论基础部分,阐述基础理论并进行文献回顾,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及不足,在此基础上找到研究切入点。第三章为现状分析部分,对外资进入的概况和中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现状进行分析。第四章为理论分析部分,就外资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总体影响及两种外资进入方式——绿地投资和战略投资的具体影响途径和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第五章至第七章为实证分析部分,对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三个假说从实证角度加以检验。第八章为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对全文结论进行总结,进而提出优化外资引入,促进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提升的政策建议。通过研究,全文得出的基本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对外资进入与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现实考察,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理论分析可知,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体系的动机包括:扩大市场容量、降低经营成本、追随老客户、获取超额利润、降低经营风险等,最终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通过数理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体系投资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资产收益率、投资风险和投资成本等诸多因素,以确定在母国和中国拥有的风险资产比例。如果我国实现了资本可自由兑换,外资可以从全球金融市场上获得资本并在中国市场上进行配置,此时只需考虑风险和收益的匹配情况,即外资投资的边际收益应等于加权边际风险。(2)外资在华绿地投资的发展特征表现为:组织形式发生变迁,进入规模不断扩大,经营地域范围迅速扩张,经营状况整体稳定。外资在华战略投资的发展特征表现为:参股金融机构多元化,投资对象类型多样化。(3)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盈利性、流动性、市场风险、信贷风险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进行测度分析,结论认为:近年来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整体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第二,通过理论分析外资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外资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总体影响机理可以概括为:外资进入后,对中资商业银行的稳定性和调控监管主体维护银行稳定的能力产生了影响。外资进入通过影响中资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进而影响到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上述影响在现实经济中具体表现为:通过鲶鱼效应、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市场改革效应等正面影响,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通过短期成本提升效应、挤出效应等负面影响,降低银行体系稳定性;外资进入对调控监管主体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调控监管水平、提高银行体系资源配置效率、支持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等正面影响,提升银行体系稳定性,通过增加调控与监管挑战、弱化货币政策效应、扩大金融风险、危及国家安全等负面影响,削弱银行体系稳定性。(2)外资绿地投资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机理可以概括为:外资绿地投资主要通过竞争效应(正负影响并存)和示范效应(正面影响)影响中资银行的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进而对银行体系稳定性产生影响,而这两种效应的发挥是通过管理、信贷、研发、业务、人才等作用渠道施加影响的。(3)外资战略投资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机理可以概括为:外资战略投资会促使中资银行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其产生的积极影响包括:降低被参股银行的不良贷款、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改善市场行为等,使中资银行的盈利能力、流动性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显著提高,进而提升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但同时也产生了财富流失风险、资本撤离风险、控制权旁落风险等消极影响,使银行安全性降低,从而削弱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总的来说,外资不论以绿地投资还是战略投资方式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都是正负效应并存的,最终效应的正负性取决于两种效应互相抵消后的结果。第三,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外资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总体影响,结果表明:(1)当外资总进入程度提高时,银行体系稳定的概率也随之增加。(2)GDP增长率、外汇储备与GDP之比、M2增长率等上升会使银行体系稳定概率提高,银行集中度、实际利率变化率、实际汇率变化率等增加会使银行体系稳定概率减小。第四,运用Johansen协整和VEC模型,实证分析了外资绿地投资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外资绿地投资是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格兰杰原因。(2)两者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长期效应对短期波动具备调节作用。不论从长期还是短期角度,外资绿地投资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正效应均大于负效应,且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和“累积效应”。(3)如果宏观经济增长较好,会促进银行体系稳定性和外资进入比例的提升;若银行集中度过高,会使银行体系稳定性更脆弱,也会降低外资的绿地进入程度。银行集中度对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负效应大于正效应。(4)如果银行体系前一期稳定性较高,下一期也会延续良性的轨迹,继续保持在较高的稳定性水平;而如果前一期外资进入比例较大,下一期的外资绿地投资比例也将进一步上升。第五,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外资战略投资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外资战略投资对商业银行稳定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2)外资持股比例对不同类型银行稳定性的影响效应是有差异的,对城商行的影响效应最大,对股份制银行的影响次之,对国有银行的影响最小。(3)宏观经济增长对被参股银行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银行集中度、利率变化、汇率变化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则为显著的负效应。(4)宏观经济增长、银行集中度、利率变化对被参股银行稳定性的影响效应均满足: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的关系,而汇率变化的影响效应则满足: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的关系。基于全文结论,为了促进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稳步提升和银行体系健康发展,本文从两个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基于调控监管层面,第一,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充分发挥其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积极作用;第二,合理引导和调整外资的地区和国别分布均衡;第三,有序引入外资,确保我国银行体系的中资控制权;第四,对外资进入风险实施动态监控,设立银行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基于中资商业银行层面,第一,对外资技术优势进行吸收再创新,提高中资银行金融创新能力;第二,学习外资带来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机制,积极完善中资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第三,参考外资培养用人机制,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第四,加强与外资的合作,努力创造“互利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