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是社会中的重要角色,国家安全需要军人予以保障。民族国家诞生以后,这种国家形态迅速拓展到其他地方,由此形成世界民族国家体系。西方民族国家的建立意味着,以往的雇佣军、贵族军已经无法有效保障国家安全,需要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于是职业军人应运而生。在军人成为社会中的一种职业和特殊群体,并在国家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时,军政关系开始凸显,影响着国家的稳定。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将研究视野放置于军政关系问题,探讨了军人的政治忠诚。他认为职业军人产生之前的军事力量主要是雇佣军和贵族军,雇佣军忠诚的是利润,贵族军忠诚的是君主,这与现代军事格格不入。职业军人的政治忠诚,既是一种军事德性,也是一种军事价值观,具体体现在军人忠诚于国家、军事职责、军事理想等方面。而在职业化基础上保持军人的相对独立性,则构成他的军人政治忠诚思想的主线。同时,亨廷顿还描绘了一幅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军人频繁强制介入政治的图景,主要表现为军人干政、军事政变以及建立军人政权。亨廷顿认为,军人强制介入政治破坏了军人政治忠诚的基础,实则是对国家、军事职责以及军事理想的不忠诚。在亨廷顿看来,军人的政治忠诚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文官对军人的客观控制,二是保守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三是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亨廷顿的军人政治忠诚思想,对其政治理论体系、军政关系理论研究以及军人政治忠诚的实践探索都有明显价值。但是,亨廷顿却没有系统、深入以及全面地探讨军人政治忠诚,而且,有的观点也与现实相悖,这表明他的这一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当前,我国军队的忠诚建设可以从亨廷顿的军人政治忠诚思想中汲取一些经验。首先,要将军队的政治忠诚建设作为军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持续加强军队的政治忠诚教育,让军人政治忠诚的认识、情感、信念以及行为高度统一。其次,持续推进军队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建设,为军人政治忠诚奠定基础。最后,需要重视军人合理的利益诉求,并以制度化的形式加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