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论衡》引书为切入点，遵循“因书究学”的取径，从文献、学术／思想与时代三者结合的视角，对于《论衡》征引经书、传书的各种情况进行详细考辨。在此基础上，探究由《论衡》引书而引发的经学史、思想史意义，并对《论衡》映现的政治背景和隐含的时代意涵进行了辨析。《论衡》引经的经学史意义体现在：(1)在经典诠释模式方面，王充以经明道、以经明治、以经证事、以经证传、以经证俗、以经证己之说，并形成了“经典—政治—传书—世俗”四维一体的诠经方式，突破了传统的“经典—政治”诠经模式的框架。(2)王充对于经典文献的质疑，其作法和精神，远绍孟子、近袭桓谭，同时又对后世造成久远影响，在经学质疑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3)《论衡》在对经学话题的关注和讨论过程中，自觉地将经学话题与当时的政治进行关联，往往与政治的实际取向存在很大的相近性或一致性。王充对于经学话题讨论的重心迁移，昭示了东汉前中期经学话题变化的态势。(4)王充对于五经的关注程度各有不同，表征东汉初期诸经面临的不同境遇：《易》学明升暗降，《尚书》学则独享庙堂尊荣，《诗经》学政治功能的衰减和教化功能的增强，《礼》学学术传承衰微和政治操作沉滞，《春秋》学依然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5)《论衡》对于经书中表彰“气节”的文句特别在意，表征东汉初期诸帝对于“气节”的表彰和推崇，导致经学教育、择才功能的下降和经学表彰气节功能的提升，从而改变了经学的发展方向，并成为经今文学的衰落的一大主因。《论衡》对于传书内容的征引极为广泛，其中《孟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春秋繁露》、《法言》、《新论》、《韩非子》以及《老子》、《庄子》等书与《论衡》的撰述以及王充的思想建构关系较为密切。(1)在王充知识视野的建构方面，融汇了诸子思想的《吕氏春秋》、《淮南书》等杂家著作，对王充影响最为广泛和全面，而王充在批评《淮南子》的基础上，确立了“文、政分途”、“营卫其身”的治学原则，提出士人要学会保护自己。(2)王充在《韩诗外传》的基础上发展的“圣人观”，为其撰述行动提供了理论支撑作用；同时，王充著述还受到扬雄、桓谭及其著作的很大影响。然而他既想通过“献赋”的形式取得当权者的赏识，又深恐因此获罪的矛盾心理，显示了当时士大夫从事著述时进退维谷的心态。(3)王充对于《孟子》、《荀子》著作的征引表明，一方面，他“刺孟”但是“尊孟”，不过在实践中孟学路线走不通；另一方面，对荀子评价不高，却在实践中趋向荀子的路数。然而，王充无论是走孟学的路子还是步荀学的后尘，都与时代存在违隔。(4)王充的“非韩”以及对于法家类文献的征引，彰显了当时“任德”与“任贤”路线之争的现实政治矛盾，和儒生与文吏之间的紧张，以及王充为此提出的破解之策。(5) 王充在书中屡屡征引道家著作，将解决现实政治困局的希望寄托在“黄老”之术身上，显示了他在经学之外寻求破解时局之困的努力。另一方面，王充黄老思想凸显，预示道家思想在东汉中后期的复兴，也从另一个角度昭示了经学的衰落。(6) 至于《春秋繁露》，王充一方面从中继承了诸多因素，同时对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进行破袭，并在此基础上构筑起自己以“人”或“人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把“人道”视为处理万事万物的准则、判定学说正确与否的依据，以及观念建构的基础。这一理念，主导《论衡》全书的撰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