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基于文学作品的对话理论深刻揭示了小说作者、主人公以及读者间的平等对话关系,进而由其发展的对话哲学思想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巴赫金的“超语言”思想。对话理论是巴赫金哲学思想前后两个时期的重要主旨,也是他文学理论的核心。在巴赫金看来,对话可以从狭义和广义的不同层次上加以理解。从狭义来讲,是指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的言语相互作用的形式之一。从广义上来讲,对话则包括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言语相互作用的形式。对话的目的是为了交流思想探求真理。巴赫金视对话为人类生活和存在的本质。对话理论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其核心精神是对人的本质、人的存在的思索和追问。巴赫金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研究,建立起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各自学科的研究当中。　　翻译批评是联系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重要纽带,也是一门正在不断扩充、相对富有活力的学科,那么我们何不尝试将对话理论应用其中。价值判断的必然结果是标准多元。其实翻译本身也是作者、主人公、读者及译者间,在文本、文化等语境下的一次平等对话。本次研究通过对比乔治·莫尔——《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与孙宜学的汉译本,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应用到英汉文学翻译批评当中,在映证巴赫金对话理论其对话哲学思想的普遍适用性的同时,从另一角度尝试运用新的翻译批评标准及方法来评析译作。作者从多个角度,通过对比译者与主人公之间,作品与读者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多层次对话的翻译情况,为译文完成的质量评定提供分析依据。通过这次研究不仅可以重读已经淡出研究视野的爱尔兰作家作品,重温历史,还可以探讨佳作新意,更主要的是希望能够运用其他学科的先进理念和方法拓宽翻译批评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