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被誉为日本战后文学的旗手,其创作引领着日本文学发展的方向。他因获得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而赢得巨大的文学声誉,而国内对大江健三郎文学的解读尚显不足。喜好自我言及的大江健三郎说其创作是在保持连贯性中不断变化,声明其文学始终立足边缘,从边缘出发。故研究边缘意识是研究大江健三郎文学的关键,而走向共生是立足边缘的大江健三郎文学的必然结果。目前国内边缘视点的研究往往着眼于中期以后的边缘文化,共生视点则主要是集中在与残疾儿的共生,割裂了其创作发展的连贯性。本论文主要依照大江健三郎文学创作的时序,基于边缘意识与共生追求,运用病迹学理论、变态心理学理论、影响研究理论、文化人类学理论等,力求对其整个创作进行解读,以体现其文学连贯性中的变化。本论文共分五章进行了论述。在第一章“边缘山村的原始体验”中,重点分析了大江健三郎边缘意识与共生追求的形成原因。森林环绕中的峡谷山村的原始体验,是大江健三郎文学的原点,构成了其文学世界的基础。首先,鉴于大江健三郎是一个对词语极度敏感之人,本文认为边缘山村中小群落“在”的存在,不但使大江健三郎思考哲学之“在”,更利于其接受边缘文化理论并深化对“中心与边缘”的多层次认识；他之所以将山村发生的农民暴动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接受暴动农民的反抗立场,与祖母名字和记录历史的“毛笔”同音,母亲名字和击败藩兵的“石块”同音不无关系；他关注祖母讲述的灵魂信仰与童子传说,固然与森林文化中的木灵信仰有关,可能还因日语中的“森林”与拉丁语中的“死亡”发音相同,令森林成为了生生死死的宿命之地。其次,运用病迹学理论,分析了大江健三郎年轻时的口吃与斜视,认为口吃对其饶舌文体及思考方式、斜视对其多角度把握事物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指出疾病对其整个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令他格外关注文学的治愈功能。最后,通过分析大江健三郎的疾病、家庭出身、遭受暴力等因素,指出了大江健三郎具有严重的自卑情结。自卑情结一方面使大江健三郎未完全社会化而保留了纯真,另一方面耽于读书而形成了深刻的思辨能力。正是由于自卑情结,他才在其文学中持续关注弱势,反抗强权,追求共生。在第二章“‘监禁状态’下的边缘人”中,主要分析了人们在“监禁状态”下连带感的丧失。首先,通过大江健三郎在占领年代认知上的错位这一细节,指出其“监禁”认识有对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模仿、石川啄木对时代闭塞认识的共鸣,但内因在于逃离山村者的都市生活不适感,也是自卑情结放大了美国驻军这一屈辱感使然。大江健三郎以“监禁状态”把握时代,通过作品人物的相互疏离、彼此伤害等表现这一状态。其次,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方法,指出受鲁迅于绝望中寻求希望的理念影响,大江健三郎在创作之初模仿萨特文学时便试图突破人们的荒诞困境,在《奇妙的工作》与《死者的奢华》中塑造了心怀希望的青年女性形象,她们终归失望表明萨特的影响最终超过了鲁迅：诺曼·梅勒的逃亡主题令他塑造了渴望逃离的青年,他们的无力行动则表明其时代认识之绝望。最后,指出大江健三郎将“性”引入文学,除了受诺曼.梅勒的影响,还应有萨特的影响,有超越战后派文学的意图,同其内向性格与青春年代也不无关系。他给“性”赋以暗喻政治的功能并以“性”为突破口,让人物通过性的冒险来寻求自我的身份认同,感受自我存在的真实。性冒险者的毁灭结局,是“监禁状态”下丧失连带者的必然命运。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核状况下的共生”。首先,通过分析大江健三郎结婚前后的言行,指出了他决计不生孩子,固然有对时代状况的绝望认识,更有个人因自卑情结派生的性交恐惧或结婚恐惧症等。容易感受危险,符合其未充分社会化的性格。他在中国看到希望后便决定生养孩子,表明他即便在个人生活层面也流露出对时代状况的密切关注。其文学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而能获得普遍意义,原因便在于此。大江健三郎对残疾儿降生表现出的过激反应,当是因为被唤醒了自身的残疾(歧视)体验。处于濒死状态的残疾儿令大江健三郎对广岛人产生了连带感。其次,通过引用广岛出身的评论家川西政明对大江健三郎所发现的广岛人的“正统”的异议,指出了其“正统”解读不无泛化与拔高之嫌,当是其反省曾经闪现放弃残疾儿的恶念所需。残疾儿的降生与广岛人的不幸以强烈的现实性,促其确立了与残疾儿共生、反核两大主题,提升了文学的深度与厚重感。其文学贡献之一,便是将原爆文学发展为反核文学。最后,通过文本分析,指出了大江健三郎笔下的共生不仅写健全者对残疾儿的扶养,更写残疾儿对健全人的鼓励,甚至残疾儿的反核壮举。大江健三郎致力于残疾儿神性的挖掘,将残疾儿的“癫痫”发展成“转换”,让残疾儿转换成为谋求人类共生而牺牲的反核英雄。第四章主要论述了“边缘文化的反抗”。安保斗争的失败,给崇奉“主权在民”、“放弃战争”的大江健三郎内心投下了阴影,给民众带来深重的挫折感。大江健三郎当时的课题便是为政治上丧权的民众找寻出路,而冲绳之行与美国之旅成了契机。首先,通过分析《冲绳札记》文本,指出日本视冲绳为弃子与棋子,皆因日本式“中华思想”之下的“琉球处分”。美国占领下的冲绳使大江健三郎重新思考民主主义宪法与天皇制,而冲绳独特的边缘文化则使他反思以天皇为顶点的主流文化。其次,梳理了美国之旅中大江健三郎与美国、美国文学、福克纳文学的关系,全面分析了大江健三郎接受福克纳影响的原因,指出福克纳的影响远甚于诺曼·梅勒。美国之旅成为他重读福克纳的契机,而福克纳立足美国南部,以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获得成功启发了大江健三郎。冲绳之行与美国之旅令大江健三郎重新发现了故乡——日本南部保留了边缘文化的山村。最后,通过对《万延元年的football》的分析,指出主人公通过对家族史真相的探寻探明了日本民族明治维新以来百年历史的真相,将推动历史发展之功归于民众,将边缘文化视为民众力量的根本所在。但本文并不默认边缘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是指出山村边缘文化已极度衰弱,但未至衰竭,边缘文化本身亟需激活。立足文本细读,本文指出了大江健三郎采用唤起民众已被主流文化同化的羞耻感这一策略,将民众内部蓄积的反抗能量重新导向现实行动。此外,分析了大江健三郎引入神话原型后所创造出的“村庄=国家=小宇宙”,指出了其意在歌颂民众的持续反抗之志。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大江健三郎发现边缘文化的目的在于呼吁民众改变日本看似开放实则锁国的状况,为自己争取充满希望的新生活。在第五章“从‘宗教’建设到人类共生”中,着重论述了无神时代的人类救赎。物质富足时代民众的精神危机,令大江健三郎关注“灵魂”问题,深化了前期的文学主题。首先,指出了身为无神论者而创作“宗教”文学,大江健三郎所倚仗的是其自幼熟悉的树木(森林)的救赎意象,一是成立了“绿树”教会,一是将救赎场所置于森林之中的山村共同体。通过分析“绿树”教会的“救世主”向着“中心的空洞”祈祷的主张,本文认为这既体现了大江健三郎的无神论思想,又令人反思战时国家体制化的神道教。《空翻》中的教团首领“师傅”之所以两度自我否定,并通过“向导”得出无神结论,是为引导信众进行自我救赎。其次,通过分析“新人”概念的提出及发展,指出大江健三郎“后期工作”是教诲“新人”,呼唤继承传统又展望未来的“新人”。他近年重点创作警醒军国主义等负面遗产复活的作品,目的是谋求日本与亚洲人民的真正共生。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发现大江健三郎立足边缘意识,关注弱势族群,将自身视为弱者的同志,常怀恐惧之心以警醒威胁人类共生的核武器与日益扩大的环境污染、不公的社会制度以及阻断日本民众未来的民粹主义。他在创作过程中所流露出的强烈的启蒙意识、深刻的危机意识、沉痛的伦理反思,无不是对人类共生的由衷希冀,体现了其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