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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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代间的收入传递是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我国代际收入流动问题对缩小收入差距、增强社会的公平公正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家庭规模(子女数量)作为决定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必然会影响父子代间的收入流动水平。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将子代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父代收入和家庭规模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在控制子代性别、城乡户口、受教育程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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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代间的收入传递是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我国代际收入流动问题对缩小收入差距、增强社会的公平公正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家庭规模(子女数量)作为决定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必然会影响父子代间的收入流动水平。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将子代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父代收入和家庭规模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在控制子代性别、城乡户口、受教育程度以及子父代年龄范围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有序多分类Logistic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测算,同时对家庭规模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代际收入弹性值位于0.2至0.3之间,子代收入中仍有20%-30%的部分受父代收入的影响。在测算方法上,本文发现有序多分类Logistics回归法的拟合效果要优于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法,但后者对代际收入弹性的测算结果比前者更接近真实值。本文发现,家庭规模对代际收入流动是具有显著影响的。独生子女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最小,二胎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最大,三胎及以上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居中。同时,家庭规模与子代受教育年限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子代职业地位的高低并无明显关系,但存在家庭规模越大,子代职业地位越低的趋势。因此,家庭规模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家庭规模的扩大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提升,减小父代对子代的影响,给子代带来更多竞争和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家庭规模越大,教育资源越分散,限制了子女接受更多良好教育的机会,阻碍个人职业发展,从而抑制收入流动。综合来看,二胎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最强,说明我国已开展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在解决代际收入传递问题上将具有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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