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高管拥有“政治人”与“经济人”的双重身份,“政治人”身份赋予国企高管行政级别以及政治晋升的空间与通道。通常,我们将国企高管行政级别的升迁称为政治晋升;在大多数情况下,国企高管的“政治人”身份更加明显,行政级别的升迁比职位的薪酬收入更具吸引力。中国国有企业长期存在过度投资的现象,企业过度投资的重要原因是高管自利性行为所致,而解决高管自利性行为的有效措施是高管激励契约。那么,政治晋升作为国企高管的特殊激励契约,是否可以抑制国企高管的自利性行为,从而解决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顽疾”。另一方面,中央及地方政府掌握着国企高管考核与晋升的权利,具有政治晋升动机的国企高管往往表现出政治迎合行为,那么政府干预是否会影响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激励效应,从而影响国企高管自利性行为引发的企业过度投资?综上所述,本文尝试创建“政府干预、高管政治晋升、代理成本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分析框架,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以及政府干预与代理成本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机制;从而检验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激励效应,揭示中国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制度性成因。本文依据“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思路展开,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通过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阐释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与作用机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2)选取2009-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平衡面板数据与混合截面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与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检验并比较国企高管“内部晋升”与“外部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的差异性;检验代理成本在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检验政府干预在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3)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归纳本文研究结论与创新点,并且向国资监管部门与国有企业提出政策建议,最后指出本文研究不足与下一步研究方向。本文围绕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机制这一核心问题,综合运用文献分析、理论演绎、统计分析与面板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得到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总体而言,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过度投资程度呈正相关,尤其是国企高管“外部晋升”与企业过度投资程度的相关性更为显著。(2)代理成本在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尤其在“外部晋升”样本中中介效应更为显著。(3)政府干预在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中起到调节效应,并且这种调节效应在“内部晋升”与“外部晋升”样本中同样显著存在。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研究视角上,拓宽了中国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形成机理研究。本文研究丰富了企业过度投资的“政府干预”理论,揭示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机制,即阐释了代理成本的内部传导机制,以及政府干预的外部调节机制。(2)在研究内容上,丰富和发展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效应的研究。本文研究证明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负向激励效应的存在性,并且这种负向激励效应受到政府干预强度以及国企高管政治晋升通道的影响。(3)在研究方法上,从中国国有企业异质性特征的视角构建了复合指标的政府干预指数。本文选取地区市场化差异、产业特征类型、政府控制类型与控股股东类型四个指标,采用赋值法构建复合指标的政府干预指数,研究方法具有一定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