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给量作为我国重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主要监测我国银行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当前金融市场呈现出结构多元化、金融工具多样化的态势,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再局限于银行和实体经济两者之间。如何在当前新市场环境下寻找更合适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显得尤为重要。社会融资规模自2010年由中央银行公布以来,因其涵盖了多类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本质,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社会融资规模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取的资金总额,是全面反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以及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总量指标,可以分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两类。本文以社会融资规模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去研究社会融资规模是否可作为新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货币政策转变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冲击影响两个问题。在理论部分,本文一方面将社会融资规模纳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进行分析,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具有良好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另一方面,本文还分析货币政策转变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认为由于货币政策时滞性的存在,社会融资规模在转变当期所受到的影响大小与转变前货币政策的总效应有关。在实证部分,以2004~2014年的季度数据为基础,本文利用FAVAR(Factor-Augment VAR)模型分别针对社会融资规模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运作机理和货币政策转变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进行分析。对于社会融资规模的运作机理,本文从社会融资规模可控性和相关性两方面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社会融资规模相较于M2是一个较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量,同时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增量各有优劣,不可偏废。对于货币政策转变的影响,本文从“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两方面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货币政策转变对社会融资规模当期的影响确实会受到转变前货币政策总效应影响,这一影响体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增量所受到的不同冲击上。因此在货币政策转变时期,中央银行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增量有所偏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