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传和中国古代史学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尤其是《春秋》经史的学术定位以及《左传》记事叙史的示范性体例,使之在经史关系的命题探讨中与其他儒家经传相比,更具学理优势。本文拟以三国史实及其相关史为个案,以陈寿所著《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为主要研究对象,来探讨《春秋》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彼此互动。第一章梳理了《春秋》学在汉晋的传播与发展,主要以汉晋《春秋》学学者对《春秋》经史性质的讨论为主线,重点考察汉晋南朝史学家的经学素养。第二章重点搜集归纳整理陈著《三国志》征引《春秋》经传的次数,并加以归纳分类,同时分析这种现象所体现的《春秋》经传的现实价值,进而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考察汉晋《春秋》学的在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功能。第三章较为全面地揭示陈著《三国志》所体现的“《春秋》特征”,初步探究这一特征形成的原因。第四章重点探讨《春秋》笔法对“三国”史作编纂的重大影响。《春秋》叙事独特,按一定的笔法义例蕴含大义。《春秋》笔法经过《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左传》的解释,特别是《左传》的归纳,受到汉晋《春秋》学者及史家的重视。《春秋》笔法对“三国”史作体例、体裁有重大影响。不仅振兴了自战国秦汉以来不甚景气的编年体史书的繁盛,还对纪传体史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五章重点分析《春秋》所褒扬的君君臣臣的传统君臣观,尤其是臣守臣道的道德伦理对“三国”史作人物评价的影响。“三国”史作中的人物评价意识,表现出了一定的自觉性,同时,汉晋史家在进行人物品评时又将《春秋》奉为修史圭臬,大多依据《春秋》进行人物道德品评,直接臧否人物,以达到“资治”的目的。第六章论述了《春秋》大义对陈寿史学思想的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春秋》天道灾异说与陈寿的天人观和《春秋》王道观与陈寿的理想社会。总而言之,“三国”史家们在编纂相关史实过程中,具有浓浓的《春秋》情结与圣人的劝善情怀。陈寿、裴松之等人,大都不仅将《春秋》大义隐含在其史作的历史观念和人物评价中,而且还自觉接受汉晋《春秋》学的理论指导,效仿《春秋》书法笔削、编排相关史事甚至对已有史载润笔修饰,从而在史书编纂、思想观念等诸方面,都体现出《春秋》及其汉晋经传诠释的影响。反过来,前者又不可避免地对《春秋》经义、史法乃至汉晋《春秋》学者的天命观等有所突破、创新乃至利用、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