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从新古典投资理论、q理论以及不可逆性投资理论出发,选择产出、资本成本、q值、通货膨胀率以及融资效应变量作为国有与非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解释变量,分别构建了两个部门的一阶分布滞后投资行为模型.实证结果发现,非国有部门的投资行为对市场信号有着更良好的反应,他们的投资行为更为理性,这显然是其具有较高投资效率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制度性变量即融资约束对国有与非国有部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国有部门更显著依赖于国家预算资金和银行贷款的扶持,非国有部门却只能依靠自身的筹资能力,这从实证上证明了,现有的国有银行主导型的投融资体制才是隐含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不同投资行为背后的左右各自投资效率变化模式的最深层原因.该文的结论是,高投资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高投资效率,而要提高中国的投资效率,唯有从根本上改变导致目前投资现状的投融资体制,否则,以投融资体制为代表的金融制度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