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当代著名作家李佩甫的创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其创作的长篇小说《羊的门》、《生命册》等引起文坛瞩目。李佩甫的写作,习惯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以都市和乡村互照的方式,书写出当代中国大地上乡村与城市的现状,展现了小人物顽强的人生。乡土情感的裸露,乡土情结的纠缠,乡土精神的宣喻,渗透在李佩甫几乎所有的作品之中;即便是他的以城市为题材的小说,也明晰地展示出乡村记忆和乡土精神支配下的叙事立场。本文在细读李佩甫小说文本的基础上,梳理分析城乡对立模式在李佩甫小说中的多种表现形式,探讨其建构的原因,并研究李佩甫是如何在小说中逐步消解城乡对立模式。论文包括五章,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讨论:第一章主要是城乡环境对比。在李佩甫笔下的乡村是纯朴原生态的,大自然与农民共同构成了美好的乡村画卷。他的每一本小说中都有对大地母亲的许多赞美,对于大自然的一草一物的描写都是充满着作家的感情,每一个微小的生命都是值得尊敬的。对于在田间劳作的农民,李佩甫更是用了浓墨重彩刻画他们的和谐平静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简单、快乐。对于农民性格的刻画,作者也可谓是费尽心思。虽然生活在乡村中的人身上有着数千年遗传的民族劣根性,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善良朴素、重情重义的忠厚善良之辈,有着一个个闪光点,是一个个立体化的人物形象。而其笔下的城市呈现出与城市相反的局面。钢筋混凝土下的城市是灰色的,放眼望去,楼房林立,全是一个个的小火柴盒子,哪里才是家呢?没有植物,没有生命的美好,有的只是冰冷的感觉。在这种环境下,城市人物的刻画也难免成了脸谱式的创作。作者笔下的城市人身上似乎没有优点,有的只是自私、冷漠、势利、狡诈、虚伪等假面具。第二章主要是城乡生命意识对比。李佩甫小说中的中原农民都是“活气”的,虽然是无骨的平原,但是却是充满着生命韧性。作者不仅仅在小说中着重描写了多种植物的生命韧性,更是刻画了冯家昌、呼伯、刘汉香等一系列坚韧的乡村人物,他们虽然会遇到各种人生挫折,但是韧性的农民会用顽强的毅力去克服,沉默隐忍的活着是他们最大的特点。而城市则是与乡村对立的一种趋势。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城市的植物充满病态,城市里的人们内心更多的是迷茫、挣扎、绝望。正是这种生命的挣扎,导致趋炎附势、自私冷漠、虚伪狡诈成为了他们存活于城市的必要手段,成为了他们生命意识当中重要的特征。第三章主要是城乡文化对比。地处中原地区的河南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大,“官本位”、“家族文化”在这里表露明显。乡村安详宁静的生命形态、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以及以亲情为依托的传统伦理价值是李佩甫所赞扬的。渗透在乡村生活中的那种浓郁的人情味、人性美和道德善是作者极力挖掘的东西。其小说中的农民都有着很深的家族意识,一切以家族为重。另一方面,现代性强调的是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尊重,是对生命本体的关怀,这必-然与传统文化中以家族为主体,注重伦理的价值观相冲突,家族观念在城市已失去了约束力,古代大家族的荣誉感、责任感在经济社会所剩无几,人们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第四章主要探讨城乡对立模式的缓和。在李佩甫小说中的城与乡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城与乡的融合有两种方式:乡村人进城和城市人下乡,其中乡村人进城是城乡交流的主要途径。李佩甫通过“平原三部曲”创造出了大量的乡村人进城的故事,深刻剖析了他们为了进城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并对他们真正接触到城市以后的心理状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描绘出了乡村人在接触到现代文明时的自我认知的迷茫与困惑。另一方面,城市人也会因为政治问题或爱情原因进入乡村,比如《生命册》中文革时期被下放到乡村的杜秋月,为了追寻爱情放弃军衔的老姑父......这些城市人在与乡村生活的碰撞中,逐渐放弃了自命清高的城市人身份,最终与简单朴素的乡村生活和谐的融入在了一起。第五章主要探究城乡对立模式的消解。在李佩甫的小说中,他建构了一种城乡对立模式,城市与乡村被放在了相对对立的层面,乡村叙事过于浪漫,城市叙事有些夸大、贬低,这个趋势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尤为明显。但是李佩甫在创作过程中发现了其自身写作时对乡村的倾斜,他有意识地对城乡对立模式进行消解。他笔下的乡村也不是完美的,也有着许多弊病,他对乡村有着自己的批判和思考。到了《生命册》,作者的叙述视角发生了转变,对于人的生命精神存在方面的关注超越了城乡对立模式中的价值批判,城乡对立的矛盾冲突被弱化,“褒乡贬城”倾向已逐渐淡化。李佩甫在《生命册》中完成了对于城乡对立模式的消解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