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在不断加快,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更加开放的市场、更加自由的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益处。但是,在农产品市场开放方面一直存在着争论：虽然根据经典贸易理论的阐述,自由贸易能给交易双方都带来收益,提高双方的福利水平,但现实的农产品市场开放谈判中政府往往更关注开放给国内相关行业造成的生产者损失,通常倾向于采取偏离经典自由贸易理论,限制进口数量和提高进口产品价格的保护政策。实际上,现实的情况和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差异来源于经典自由贸易理论所暗含的重要假设之一,即受冲击的部门可以迅速地、无成本地将其各种生产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无障碍转移到其他具有竞争力和其他未被冲击的部门或行业,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并获取由贸易促进带来的更多获利机会和经济收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对于农业生产部门,这一假设很难完全成立,在面对市场开放带来的冲击时,农业生产资源相对较低的流动性使其难以在短时间内无成本转向其他生产,从而产生了所谓的调整压力(adjustment costs)。由于调整压力往往是由生产要素所有者承担,因而贸易冲击在影响调整压力较大的产业时会损害生产部门的福利,甚至会威胁到该产业从业者的基本生存,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将贸易引致的调整压力作为贸易开放和保护的理论依据,根据具体产业调整压力的大小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就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果以调整压力角度考量我国农业贸易开放与保护,一般可以从进口和出口两个维度观察：作为主要进口产品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由于受到大量的进口冲击,需要根据产业所面临调整压力的大小给予适度保护；同时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面临出口频繁受阻的局面,需要对出口对象调整压力进行分析与测度以适度规避对方调整压力较大的行业,促进出口。因此对我国农业贸易引致的调整压力的测度和分析将成为基于调整压力视角制定开放和保护政策的关键。同时,调整压力的实际承受主体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投入要素。由于产品要素密集度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生产要素所承受的调整压力存在差异。而在所有投入要素中,集劳动力所有者、资本提供者和土地经营者等多种身份于一身的农民,由于受教育水平、获取技术渠道缺乏及信息缺失等因素限制,在面临贸易引致的生产调整时流动的可能性十分有限。调整压力下,劳动力调整的就业挤出和就业吸纳尤其值得关注。因此在我国农业贸易不断开放的过程中,从贸易引致的调整压力角度,通过对不同行业和不同生产要素所面临的调整压力进行测度,甄别出不同产品和具体生产要素所面临的调整,从而以整体相对更小的代价对不同的行业或要素采取WTO规则许可的适度、有别的贸易保护和开放政策,将适度保护和合理开放相结合进而获得尽量大的贸易利益,就成为本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在对贸易引致的调整压力的测度假说在我国农业贸易的适用性进行验证的基础,利用农业贸易和生产数据,分别从产品角度和生产要素层面对我国农业入世前后贸易引致的调整压力进行实证测度,并着重考察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就业劳动力的调整问题,希望从贸易引致的调整压力视角对我国农产贸易的保护或开放进行探讨,讨论以最小调整压力促进贸易利益增长、提高农业生产者的农业就业并获取贸易福利的贸易开放政策制定和选择。1、要对贸易引致的调整压力进行测度,首先需要对调整压力的测度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进行验证。本文选取我国入世前后1994-2009年农业24个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运用S指数和GL指数作为代表指标,在前人验证方程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对平滑调整假说在我国农业的适用性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回归方程中关键变量均在1%的水平显著,表明平滑调整假说在我国农业贸易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得到初步验证。2、在对平滑调整假说适用性进行验证的基础上,本文运用贸易调整空间(TAS)模型和S指数,对中国土地密集型以及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所面临的调整压力进行分析、测度和对比。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调整压力的测度分析为适度、合理的贸易保护提供了选择标准；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上的调整压力分析为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规避高调整压力、高摩擦成本的品种和对象国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同时,进一步结合相对要素密集度,对农业生产中重要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所面临的调整压力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具体产品中,劳动力要素所面临的调整压力要明显高于同一产业中投入的其他要素,面临更为严峻的调整压力。3、进而,本文将焦点集中于调整压力下农业劳动力要素调整的就业挤出和就业吸纳。在所有投入要素中,农业劳动力作为重要投入要素之一,由于受教育水平、获取技术渠道缺乏及信息缺失等因素限制,在面临贸易引致的生产调整时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十分有限,因此农业劳动力要素调整的就业挤出和就业吸纳更加引人关注。虽然前文中已经通过运用相应的指标体系对劳动力要素遭遇贸易冲击时所承受的调整压力进行指数化的测度,但这种相对化、序数化的表示方法并不能对调整压力下农业劳动力要素调整的就业挤出和就业吸纳绝对数量化的衡量,于是本文继续采用以标准劳动力为单位的劳动力调整压力绝对量的量化分析,尝试对贸易引致的劳动力要素调整压力进行可能的数量化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力调整的就业综合效应在入世后呈现明显的收缩性调整压力下的就业挤出。通过影响因素贡献度分析发现,单位产品农业劳动量逐步的下降趋势同样是影响就业效应程度和变化趋势的重要作用因素,而且其贡献度在入世前后的对比中明显上升。因此,我国我国劳动力调整的就业综合效应“就业挤出”的趋势可能将长期持续。在农业贸易不断开放的过程中,考虑我国入世前后不同农产品贸易引致的调整压力,及其生产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农业就业劳动力所面临的调整和调整压力,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后过渡期的保护和缓冲政策,是决策者和公众都关心的问题。由于合理的市场开放政策与各品种和投入要素的调整压力直接相关,因此本文将对中国农业具体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调整压力进行实证分析,试图为后过渡期内中国农产品贸易谈判的目标和相关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分析角度和选择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