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世界各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以及世界人权保障理念的革新,以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为典型代表的成年人监护问题被世界各国愈发重视。为避免法律父权主义背景下的传统监护制度现实适用之弊病,更好地保障被监护人的生活质量和自我意志的实现,新型监护制度体系中意定监护制度尊重本人自我决定权这一价值内核愈发受到各国立法者的重视与青睐。意定监护的域外立法思潮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以美、英、日、德为代表的两大法系现代法治国家不约而同地,针对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先后进行了理论研究和立法尝试,并经多年实践不断修订,形成了各具特色但实质内核又相连通的意定监护制度。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老年人口比率不断攀升,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是社会治理一大挑战。2017年我国虽然在基本法的层面上创设性的增设了意定监护,实现了监护领域立法的一大进步。但相较于前述诸国,我国的意定监护制度产生较晚,目前的规定也主要呈现原则性、概括性的特征,欠缺有关于制度建构细节之处的相关规定,有关配套措施如监督制度的具体形式更是未有涉及。以致虽然社会诸多群体有应用意定监护制度的实际需求,但相关制度在我国司法诉讼中作用甚少,在公证等其他路径实践中也争议频出。本文从研探意定监护的基础理论入手,兼以横向考察对比英美日德等先进立法国家的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特征和已有立法框架,建议一是按照被监护人的行为能力水平按需对意定监护进行类型化规制;二是明确意定监护的协议性质、权责分配和程序性要件;三是构建监护监督人直接介入,司法机关等公权力配合履职的双轨监督制度。以此三个方面构想实现对于现行法中关于成年人意定监护的规定作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