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产业空间集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活动产业空间结构的主要形态。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其政府具有超强的干预经济的能力。各地政府大都希望通过政策力量来引导特定空间内的产业集聚。然而，很多通过政策吸引起来的产业空间集聚，并没有有效的引发空间集聚效应。因此，研究产业空间集聚的政策作用机制就显得意义重大。产业空间集聚现象的本质是经济行为主体相互选择的结果，体现了行为主体在空间上的策略均衡。作为经济干预主体的政府，其介入影响着微观主体的空间策略选择。本文在战略性区位理论基础上，构建经济主体区位博弈模型及其均衡概念，研究产业空间集聚的政策性诱发和效率促进机制。本文首先从政策作用的层面上提出了政策主导的产业空间集聚模式、空间载体及主要政策工具。为了探索政府政策对特定空间产业集聚形成的作用机理，本文第三章试图从霍特林空间-价格竞争模型出发，构建特定空间产业集聚的政策性诱发博弈机制。然而，我们发现产业空间集聚的政策诱发机制存在着效率不足的问题。为了改变诱发效率不足的问题，本文第四章进一步构建了产业空间集聚效率的政策促进博弈模型。结论认为，以政策促进产业集聚效率，关键在于降低经济主体的非价格协作成本。围绕诱发和效率促进两个方面，本文第五章着重阐述提升产业空间集聚效率的对策措施。促进产业空间集聚效率的对策措施包括：改善投资环境、诱发优势产业集聚、产业融资政策、构建协作关系网络、塑造协作的社会文化环境、培育协作的制度环境和促进非正式组织机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