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诗人歌德在其1819年的著作《论翻译》中,提出了三种翻译的模式。第一种是所谓“散文化”,即平实直译的模式,第二种是“仿拟式”,即用译语文化取代源语文化的模式。第三种模式是歌德所认为“终极的、最高境界的方法”(the final and highest of the three),可以称之为“逐行对应式”。在这种模式下,目的语文化(即译语文化)通过吸收外域文化(即原语文化)的精髓,实现一种富集后的蕴含原语新风的目的语文化,或者说,让本国语言借助外语实现适度的异化,并使这种适度异化后的语言成功融入到本土语言之中。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实现这种语言的跨文化互换,我们需要实现原语和目的语的“双向变通”。这种双向变通和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归化理论(adaptation或domestication)是以目的语为终极目标的翻译策略,追求在原语文化和目的与文化之间实现“对等”,它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力求最大程度上使原语的内容接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世界。总体来讲,就是使语言本土化,尽可能避免植入新的表达法。异化理论(alienation或foreignization)是以原语文化为终极目标的翻译策略,它的代表是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韦努蒂对异化翻译的提倡建立在批判归化翻译的基础之上。他认为,译者不应该用目标语的价值观掩盖原文语言在文化上的差异。韦努蒂认为译文读者应该了解这些差异。归化和异化,一个要求接近读者,一个要求接近作者,但事实上,二者都是在忠实地传达原作内容的基础上,对是否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在语言文化上的特点采取的不同态度。不管是奈达、韦努蒂还是弗莱德里奇,他们的理论实质都没有脱出歌德模式中的所谓的“终极境界”。诚然,歌德追求的翻译境界是倾向于异化的,但歌德的异化更着眼于异化之后的本土化融合的过程,这是一种吸收之后的融合,是把原文更清晰、更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它限制译者的创作度,追求翻译的精确性。本文重在结合前人翻译《罗曼·罗兰音乐笔记》的不足之处和笔者翻译本书的实践过程,分别从“字句”、“文体”、“义理”等三个方面,探讨歌德模式和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鉴于音乐文献翻译的特殊性,本文在第三章的部分条目中也结合翻译实践,讨论了某些音乐理念对翻译产生的影响。如果在音乐文献翻译中完全不了解音乐历史和相关背景,就不容易理解原文文本之后的意蕴,容易把读者引入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