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他的学术贡献远远超越经济学的范围，对政治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拟通过一定的逻辑结构系统研究奥尔森的政治思想：将个人理性作为其政治思想的逻辑起点，通过论证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国家兴衰及政府权力的关系，阐释其集体行动理论、分利集团理论和政府权力理论，并对其理论价值和理论缺陷加以评析。　　 在结构安排上，论文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主要分析奥尔森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理论基础包括理论条件、前提假设和理论背景。奥尔森政治思想的提出与公共物品理论和包括理性人假设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前提假设密切相关。公共物品理论指出市场失灵的根源在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这为集团成员的搭便车提供了可能；而理性人假设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对集团成员的利益最大化激励使搭便车的可能转变为现实。在理论背景方面，奥尔森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对传统政治团体理论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奥尔森认为个体才是社会真正的元素，不考虑个体成员如何加入集团，不考虑个体为什么替集团卖力，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人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必将组成集团，并为实现共同利益而集体行动，其结论是仓促的，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为此奥尔森得出与传统政治团体理论大相径庭的结论：从个人理性出发，大集团成员不会采取集体行动。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四章，主要以个人理性为逻辑起点对奥尔森的政治思想进行学理分析。第二章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奥尔森理论建构的起点”。本文认为奥尔森在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冲突的基础上建构了他的集体行动理论：从个人理性出发，并不能保证自发地、自然地产生集体理性。个人理性的张扬，结果可能是集体非理性。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需要有动力机制即“有选择性的激励”，它是制度化的过程；其二，集团的规模小；其三集团内部在权力、利益、贡献和分配上不搞平均主义。总之，在集团范围内，存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冲突，个人搭便车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集体行动理论既是奥尔森政治思想的核心，又是分析经济繁荣问题的工具。　　 第三章是“从个人理性到国家兴衰：奥尔森的理论难题”。奥尔森将集体行动理论应用到对国家兴衰问题的分析之中：随着一个国家稳定时间增长，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基于个人理性，均倾向于努力争取自己成员在社会总利益中得到更多的份额，为自己成员谋利，而不会关心社会总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利益集团采取的分利行为可以区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采取院外游说活动，通过影响立法过程谋求优惠政策。二是在市场中建立垄断组织，以减少社会总产出为代价增加其成员的收入。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增强了市场垄断性，使政府的公共性萎缩，最终导致社会活力丧失和经济增长缓慢，出现“制度僵化”现象。分利集团的行为体现了反民主的特性：人们把精力集中到院外活动或卡特尔活动等非经济活动上面，社会出现“泛政治化”后果；少数人利用成功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把持政策，使得公共政策不再立足于普遍利益而是特殊利益，使多数人的利益受到侵害。社会虽然存在具有共容利益的广泛性集团，但广泛性集团的作用十分有限，难以打破集团的“分利”格局，因此经济增长的动力弱化了，经济逐渐衰败。　　 第四章是“个人理性与政府权力：奥尔森的解读与设计”·如何实现经济繁荣呢?奥尔森为此引入了权力的论证，说明个人理性与政府权力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繁荣程度。奥尔森反对“社会契约论”，构建了“坐寇模型”来说明政府的起源：流寇和坐寇都是具有个人理性的匪帮，所不同的是流寇因为其能力不足以在一方驻扎下来，因而倾向于一次性的掠夺最大化，而坐寇因为能够垄断一方而长期驻扎下来，具有共容利益，所以倾向于采取合适的税率，提供公共物品追求长期掠夺收益最大化，坐寇自封为统治者，以政府取代无政府状态，形成国家。奥尔森又进一步论证了政府权力、个人理性和经济繁荣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政府权力结构产生的制度结构，规定和制约了个人理性行为，也主宰了人们从市场体系的互动中得到的福利结果，政府权力与个人理性的关系设定对社会的经济繁荣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在个人理性引导下不同政府权力及其结构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奥尔森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的强化市场型政府理论之中。政府要有足够的权力来形成和保护私人产权、有效地执行合约、形成对掠夺个人权利的约束，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至于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掠夺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的仁慈，根本原因是因为存在着共容利益，是一种出于个人理性的自利选择。　　 第三部分即第五章，主要是对奥尔森政治思想进行评价，总结提炼其理论价值与缺陷。奥尔森的政治思想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首先，集体行动理论试图将“阶级政治”的语境转换为“利益集团政治”语境。其次，奥尔森的理论深化了对政府作用的认识，弥补了传统的关于政府作用的理论只从政治学或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而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他的思想也并非无懈可击，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其可能的理论缺陷。一是理性人假设的限度分析。奥尔森虽然没有把个人的物质利益需求作为其理论的单一假设，他对小集团的论述提及了包括声望、尊敬和友谊等社会激励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但由于集体行动理论主要关注大集团，精神利益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体现了自我利益的有限性。二是对集体行动逻辑的质疑。罗伯特·萨利兹伯里等人提出的政治企业家模型，认为奥尔森只强调了有形利益，忽视了无形利益包括观念利益和参与利益，而这些利益大多是与集体行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大集团可以通过无形利益诱导有效的行动，并不一定需要采取刺激性的手段或强制性的措施。三是分析权力范畴的盲点与偏颇。首先奥尔森并没有比较完整地论证权力与责任、契约等范畴的关系，因而使他所说的“权力”缺少内涵。其次在他的坐寇模型中，一方面并没有对“权力来源”的详尽阐述，另一方面，他的“政府起源论”也有失偏颇。最后，奥尔森的理论缺乏对权力从恶的足够重视，把理论建立在权力从善的基础上，有理想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