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俗主义是发祥于西方后现代哲学,并首先应用于西方社会学研究的一套新兴理论话语。本论文以回顾与总结后世俗主义理论话语的发展历史与主要观点为出发点,试图对散现于西方哲学与社会学领域内的相关话语作一次后世俗指向的系统整理,从而形成一个利于对西方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进行全新批评的后世俗主义构架。在此前提下,本论文选取美国当代最重要小说家之一的唐·德里罗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其16部长篇小说中的10部代表作品展开后世俗主义批评实践,以期呈现贯穿德里罗数十年小说创作的后世俗寓意,并揭示德里罗作品对后世俗主义新话语的各种启迪与丰富作用,由此对创造性的文学与理论性的学术话语之间的有机互动作出新一轮检释。后世俗主义,由尤尔根·哈贝马斯命名,代表了西方尤其是德国学人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传统。在亲见"二战"、"古巴导弹危机"、"切尔诺贝利"以及"9/11"等勾勒了人类历史长卷中启示录般画面的灾难之后,西方哲学与社会学界推进了对纯理性主义及其衍生物——世俗主义的修正式反省。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更深地认识到,由理性占据并主导的世俗化西方社会,因久处边缘的宗教信仰的式微,陷入根自妄自尊大心理的控制欲深渊,从而对自然及自身施加了种种几不可逆的灾难性影响。在几度失望之后,西方学者们领会到,理性促发的世俗主义不但不能完全兑现它对西方社会作出的"文明、繁荣与和平"的诺言,还对人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发起了一次次毁灭性打击。为遏止世俗主义流毒的继续泛滥,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西方学人们致力于构造一种全新的哲学话语,并期待其在社会学领域内发挥效用,以此在世俗社会中迎回宗教信仰,令其成为缓释世俗主义各种"毒性"的良药。为不因重走纯理性主义旧路而创生新一波的宏大叙事,西方理论人从后现代哲学中汲取学术养分,对信仰在世俗社会的回归作出后结构主义式改造,从而让新式信仰在终结纯世俗主义而引入后世俗主义话语的同时,保持其对世俗与宗教的双向解构性。后世俗主义中的"后"字正取自此义。本论文指出,实现此话语的"后"性即双向解构性的是世俗精神性。作为后世俗话语的核心理念,世俗精神性从体制性宗教的各种主神中提炼出共同内核——精神性,构成解构世俗性的概念主体,同时,此精神性与世俗充分融合,在某项俗事中体现自身,用不折不扣的内在性让自己成为信仰主体可触可及的信仰对象,从而又解构了原本与俗世完全隔离的纯宗教主义。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说,世俗精神性是对以世俗与宗教截然两分为宗旨的世俗主义的解构,它在使用内在式的精神性完成所有体制性宗教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终极肯定与回应的同时,对容易生发于体制性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严加防范,以此消解了发展宗教狂热与恐怖主义的可能性。从此意义上说,凭借世俗精神性,后世俗主义可以实现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上的德化作用,完成世俗主义对人类未能完成的一部分期许。一般被美国文学批评家们归为后现代作家的唐·德里罗,受其意大利天主教移民家庭的影响,具备浓重的后世俗主义情结。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人生里,德里罗通过人物塑造、情节设计以及叙事结构安排等手段,对此情结作了全方位的提点与暗示,因此,对德里罗代表作品的后世俗批评将有助于加深对后世俗主义话语的理解,并发现身为作家的德里罗不逊于西方理论学者的哲学思辨力及其对提升与丰富后世俗话语作出的贡献。德里罗首先在作品中呈现了一幅由理性独大、信仰缺失局面造成的可笑又可悲的人生画面。《美国志》、《大琼斯街》及《白噪音》中的主人公们,各自因已发展到后现代社会的高度世俗主义对个人主体性的疯狂瓦解而身陷巨大的生存焦虑,他们因找不到重拾信仰这一解开人生意义迷局的秘钥而一步步堕入绝望。《美国志》中的大卫·贝尔、《大琼斯街》中的巴奇·乌恩德里克、《地下世界》中的埃德加修女以及《球门区》中的加里·哈克尼斯都试图用各自的手段拼构起一度被肢解的主体性,但未能脱离理性主义与世俗主义束缚的他们,也只好在自我欺骗的道路上走远,不断吞咽失望的苦水。唯有在《地下世界》行将收尾时,德里罗为埃德加修女的求解之路点起明灯,因为她在目击孤女埃斯梅拉达的"显灵"之后,收获了基督教之外的后世俗性信仰。以此巧妙的结局设计,德里罗对开启新式信仰的必要性与可行手段作出了提示,在其它几部后世俗创作的范例作品中,德里罗具化了此种提示。德里罗的具化努力首先体现在其对世俗精神性的可能呈现方式的寻找上。在《名字》中,德里罗让主人公詹姆斯·艾克斯顿在与一个叫作"名字"的邪教组织的生死交往中,领悟了邪教信奉的精神性之虚假本质,并在自己九岁儿子的习作中体会到了语言的纯物质性中深含的精神性,从而避免了坠入邪教泥沼。德里罗之后又在其影响力巨大的《天秤星座》中,凭借对"刺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人格塑造与两条主线并行的叙事结构设置,呈现了隐于天秤星座型人性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精神性。身为土生土长当地人的德里罗还通过自己多年来的近距离观测与体验,在《地下世界》与《大都会》这两部直接以纽约为背景的作品中,发掘出深植于这座国际第一金融中心内部的精神性,它分别来自于《地下世界》呈现的美国商业主义以及《大都会》表达的网络资本主义。两部作品的主人公一—埃德加修女与埃里克·派克,因与世俗精神性的交融,而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自我拯救。在对世俗中精神性的显示处所进行提示之余,德里罗还在创作中不时对世俗精神性的追求之法作出规定,就人们的精神追求行为提出"该做项"与"不该做项"两方面的规范。在《地下世界》的"后记"中,通过埃德加修女的个人经历,德里罗说明了对追求方式进行个性化的必要性。作家又在《坠落中的人》中,让主人公莉安·格伦现身说法,提示了莉安在见证"坠落中的人"的"坠落"表演之后收获的心得——人只有在放低身段、承认自己有限性的前提下,才能消解理性及由其造成的自大心理,从而拉近自身与世俗精神性的距离,最终重获人生价值的清晰定义。德里罗在突显个人意识变革重要性的同时,也在《白噪音》、《地下世界》与《球门区》等作品中强调了集体性对新式信仰追求的正面作用。这三部作品分别表现的信仰团体,促进了各成员对彼此信仰的认可与肯定,因而大大提升了世俗精神性对团体中个体的安抚水平,世俗精神性自身的存在性也得到了更好验证。与前述作品不同,《新毛主席像》体现出德里罗对追求世俗精神性过程中包含的风险性保有充分的警醒。作者以阿布·拉希德这个恐怖主义武装领袖为例,指明了精神性过度内化于个人之后造成的血腥效应,严厉批判了个人崇拜引发的恐怖主义对信仰之德化作用的背弃。此外,德里罗还在作品中表现并大力挞伐了恐怖主义与当代媒体"合谋"的产物——"恐怖主义景观"对大众意识塑形权的篡夺,并通过描绘小说主人公及同为小说家的比尔·格雷为夺回塑形权作出的努力与失败,提示对小说艺术进行后现代化以彰显后世俗主义信仰德化作用的必要性。唐·德里罗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后世俗主义书写都以实现这一新式信仰的德化作用为旨归。首先,身为后世俗主义内核的世俗精神性,在解构世俗主义,并再次确立信仰为可行认知范式的同时,充分发挥体制性宗教在肯定个体生命意义方面的积极效用,让人生价值有了牢固的依靠。更为重要的是,对世俗精神性的信仰在肯定"我"的生命价值的同时,对"他者"的生命价值予以同等的首肯,"我"因而对自己及他人的生命重生敬畏与守护之心,个人层面的德化由此完成。以个人德化为前提,一个公民之间肯定并尊重彼此生命的国家将由此而生,它必会以公平、正义、和谐为根本属性。秉持以上属性的国家,作为"大个体",也会对作为"大他者"的别国,作出存在意义与价值方面的肯定性评判,由此,一个同样公平、正义、和谐的国际社会也将应运而生。以上便是后世俗主义信仰在社会层面上产生的德化作用。在多年的创作中,德里罗始终提醒自己及其读者,新式信仰德化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其同时解构世俗与宗教的特性,即一种开放、包容并不断变化,甚至消解自身的后结构属性。为不断提示这一属性,德里罗不止一次在作品结尾处,刻意为人物原本明晰的救赎前景蒙上阴翳,甚或让救赎的进程彻底停止。作者这一让阅读人不适的习惯性安排,极好体现了一位当代美国主要作家富有责任心的后结构性品格——他是一个问题及可行应对方案的提议人,而绝非问题的最终解决者。德里罗的这一品格防止了小说艺术沦为新生宏大话语的帮凶,也对后世俗主义与后世俗主义文学创作继续发挥德化作用的前提作出了规定——保持对自己"可行方案"的定位,留住开放、变化的后结构属性,让信仰主体在不断流变的精神性追求中深化德化进程,以此推升社会层面的更深入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