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已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政治共识。中国提出争取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双碳”目标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发展时期乃至今后长期低碳转型发展的战略方向。为此,我国将“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强调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推动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为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债券市场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绿色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投资者和其他经济主体对风险和收益的特别关注。另外,对于投资者来说,绿色债券能否作为有效的风险对冲工具也值得进一步考察。此外,绿色债券与关联资产价格波动的传导机制具有多时间尺度的异质性特征,同时受外部宏观经济因素及重大危机事件影响而形成复杂网络关系,绿色债券市场的风险管控迎来新的挑战。因此,针对绿色债券与关联资产形成的复杂作用系统,厘清市场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对市场风险监管、预警和投资者组合风险管理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意义。不同于现有研究关注于绿色债券市场与传统的金融、能源市场两两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的认知范畴,以及聚焦于单一时间维度的风险传导效应测度方法,本文同时基于时域和频域研究视角,对绿色债券市场和关联资产间相依性和风险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首先,分析绿色债券与关联资产时-频域相依性特征,识别出动态相依性的结构突变时点及对应的重大危机事件。其次,采用DY、BK溢出指数及Co Va R风险溢出方法,从收益率、波动率及极端风险三个层面测度绿色债券与关联资产的风险溢出效应,并考察了外部宏观经济因素及重大危机事件对时-频域风险溢出的影响。最后,进一步考察绿色债券能否作为有效的投资组合和对冲工具。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构建了绿色债券与关联资产间风险传导机制的理论框架。本文从实体经济影响路径和金融风险传导路径两个角度全面系统的阐述了绿色债券与关联资产间的风险传导路径。基于传统金融风险及风险传导机制的本质内涵,考察绿色债券资产和关联资产价格波动的多时间尺度特征,明确了绿色债券与关联资产时-频域风险传递机制,形成一个反映绿色债券与关联资产风险传导特征和演化机理的创新性机制,拓展绿色债券市场和内外部关联市场间联动关系研究的理论性方法。第二,本文从相依程度和相依结构的角度刻画了绿色债券与关联资产间相依性时域特征,并通过结构突变点的方法识别引起相依性结构变化的重大危机事件。结果表明,绿色债券和关联资产（除货币市场外）间关系表现为正向时变依赖性,且与商品、石油和绿色燃料等市场（其他市场）间存在非对称（对称）尾部依赖性,另外识别出引起相依性变化的五个重大危机事件。此外,基于小波分析方法,研究了绿色债券与关联资产间相依性频域特征。随着频率的降低,各市场的价格波动幅度逐渐减弱,连续小波功率谱显示价格的波动主要分布在中、高频项。交叉小波变换的结果得出,绿色债券与关联资产间的相关性受短期冲击大于长期持续变化的影响。因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尚未完全成熟,其“绿色”属性尚未得到很好的展现,与绿色产业市场的联动相对较弱。此外,危机动荡时期,绿色债券和关联资产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第三,采用DY和BK两个方法,结合滚动窗口技术分别从时域和频域两个角度分析了绿色债券与关联资产间信息溢出程度和方向,并一步研究了极端风险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整个系统的信息溢出在收益率层面上更加明显。绿色债券在收益率和波动率层面均扮演着信息溢出净接受者的角色。绿色债券最突出的贡献者是货币市场,其次是国债和高收益债券。可见,绿色债券与传统资产联系更密切,其“金融”属性更加明显。从频域的角度看,风险溢出效应由高频、中频到低频呈现从大到小的趋势,表明绿色债券和关联资产间存在明显的短期风险传导作用。从动态的角度看,总溢出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在金融动荡时期信息溢出的程度明显增加。另外,绿色债券是大部分绿色产业股票市场的净接收者,说明在整个绿色市场环境中,依然遵循着股票市场向债券市场传递的规律。此外,关联资产对绿色债券具有明显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第四,本文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金融风险宏观经济因素,探讨了这两类宏观经济因素分别对短期、中期和长期尺度下溢出指数的影响,进而发现不同频域下的风险溢出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否明显不同。总体来看,不确定性宏观经济因素对收益率和波动率总溢出指数的贡献最高,而金融风险型宏观经济因素的贡献相对较弱,不同频域的风险溢出受宏观经济因素影响有所不同。此外,重大事件的发生加剧市场价格变动,并影响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引起市场间的波动传导。本文基于BEKK-GARCH模型及波动率脉冲响应函数（VIRFs）分析了重大历史事件对系统内信息溢出机制的冲击。研究表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事件对绿色债券与关联资产间的波动溢出影响最大。第五,对于动态最优权重投资组合,绿色债券可以有效地分散与货币、股票、商品、石油及绿色产业股票等市场组合的风险,而对于国债、企业债以及高收益债券这三类资产,绿色债券风险分散的能力较弱。相反,对于对冲投资组合,绿色债券与货币市场、国债市场的对冲可以明显的降低投资风险。然而,对于股票、商品、石油以及绿色产业股票市场只能轻微的降低投资风险。由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投资组合和对冲比率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基于极端下行风险的计算,新冠疫情爆发后,绿色债券对关联资产的尾部风险对冲效率有所提升,意味着绿色债券在极端时期的避险作用仍然是比较理想的对冲工具。从频域角度看,短期和中期时间尺度下的投资组合风险规避效果优于长期,对于长期视野的投资者来说,并不能通过将绿色债券作为有效的对冲资产。最后与波动率指数、黄金、比特币和碳期货等指数相比,绿色债券在最优权重投资组合中对于金融和能源市场是最有效投资工具,而在动态对冲组合中,碳期货是最佳的对冲工具。以上研究有助于厘清绿色债券与关联资产间时-频域下风险传导关系和作用机理,为投资者制定灵活的资产配置提供了决策依据,帮助监管部门识别绿色债券市场与其他市场间的风险传递规律,提高绿色债券市场的风险辨识度,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把握市场间交易价格关系,从而维护绿色债券市场的稳定,对于监管措施的制定具有现实意义。该论文有图48幅,表38个,参考文献332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