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已进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从1000美元迈向3000美元的关键发展阶段，一个传统社会正逐步转型为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意识形态、法制社会成为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的基本走向，社会及其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新旧体制之间和新旧观念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日益凸显。在这一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黄金期”和社会矛盾纠纷的“凸显期”，突发事件多发、群体性事件频发，这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快速迈向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必然，却也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就需要妥善处理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矛盾纠纷及经济增长方式，妥善预防、减少和处理好各种群体性突发事件，避免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这一阶段出现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社会矛盾加剧，长期处于动荡状态，社会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等问题和现象。　　本文通过对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类型的描述，记录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脉络，全面描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及其发展特性，从社会、经济、法治和心理等方面分析形成群体性事件的成因，通过对现有的治理机制的剖析，我们发现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机制存在着思想意识和预警机制不到位，应急管理方式习惯政府行为、其他社会组织动员不足，信息传递渠道不畅、及时透明不足，重行政领导经验和发挥礼俗力量、轻法律手段和专家力量，注重事后解决而非提前介入，注重政府行为而非体制机制的力量，注重案发后的救赎而不是对社会预警防范机制的建设等问题。为切实预防、减少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需要从法律资源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出发，充分发挥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律师这一事件笫三方的作用，成本收益分析告诉我们律师介入的时间和过程与事件的处置成本和难度成反比，在对群体性事件的事前、事发、事中和事后各阶段的处置机制和要求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发现社会发展要求必须建立律师全面介入群体性事件的良性机制。但影响律师发挥作用的障碍来自体制、机制、环境和律师自身等各个方面，需要完善律师参与的保障机制，构建一个由律师参与的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