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约定解除权制度是合同解除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合同无法按约定履行时,约定解除权常常是合同当事人摆脱困境的有效救济手段。权利规则适用得当既是确保一项制度成效的必要保障,也是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法律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202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在沿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基础上保留了合同约定解除权制度,在法律条文的表述和内容上基本沿用了原《合同法》的规定。然而,在具体适用方面,《民法典》对于一些合同约定解除权适用中存在的疑难问题没有很好地回应,仍然需要完善。本文试图通过案例分析、规范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探讨并剖析我国合同约定解除权适用存在的疑难问题,并尽力为合同解除制度臻于完善出有益建议,以期能够有效解决合同约定解除权适用中出现的难点和困境。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合同约定解除权的概念及立法目的。首先,阐述合同约定解除权的定义,并对合同约定解除权与易混淆的协议解除、附条件解除之区别进行分析。其次,对合同约定解除权的立法目的进行分析,认为约定解除权适用是合同自由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也是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要求,是对法定解除权的补充。第二部分,合同约定解除权适用存在的疑难问题。这是本文的重点,也是合同约定解除权制度在适用时面临的难点。由于我国缺乏对于合同约定解除权主体、行使规则和救济方式的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当事人是否享有约定解除权、如何行使约定解除权以及如何对受侵害的权利人进行救济的问题没有统一观点,进而引发了一些适用上的疑难问题。基于此,本文沿着合同约定解除权的主体、行使规则和救济方式这一线索,对合同约定解除权适用面临的问题展开分析,认为我国合同约定解除权适用存在以下疑难问题:其一是在主体上,合同约定解除权的主体范围受限,如合同约定解除事由成就的受限程度不明,合同约定解除权的主体资格范围也过于狭窄。其二是在行使规则上,合同约定解除权的行使规则不明确,如对合同约定解除权主体默示放弃权利的认定不一,合同约定解除权行使的优先性也不明确,解除异议制度还消减了约定解除权的效果。其三是对合同约定解除权缺乏救济,因解约效果迟延引发的损害赔偿责任归属不明,也缺乏了对恶意阻止合同解除条件成就的规制。第三部分,域外主要国家关于合同约定解除权适用的经验及其启示。针对第二部分所出合同约定解除权适用中产生的疑难问题,本文通过考察域外合同约定解除权规则及其适用,总结出可借鉴的域外经验,并根据这些经验出对我国完善合同约定解除权适用的启示。第四部分,出关于解决合同约定解除权的主体、行使规则以及救济三个方面疑难问题的思考。首先应当扩大合同约定解除权的主体范围,一是明确对合同约定解除事由成就的受限程度,二是允许违约方申请取得合同约定解除权。其次应当明确合同约定解除权的行使规则,一是明确约定解除权主体默示放弃权利的认定标准,二是明确合同约定解除权行使的优先性,三是加强对解除异议的必要限制。最后应当要明确对合同约定解除权的救济,一是明确因解约效果迟延引发损害赔偿责任的归属分配,二是明确对恶意阻止解除条件成就的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