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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通过对单纯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合并肺癌患者临床资料的收集,应用统计学方法（单因素、多因素、相关）分析,寻找影响肺癌合并COP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与验证一种能够对肺癌合并COPD起预测作用的数学模型,为肺癌合并COPD的早期诊断提供客观的模型支持,减少对疾病的误诊和漏诊,指导临床医生尽早诊断及制定下一步治疗方案。方法回顾性收集2014年3月至2017年3月期间,在青岛市立医院集团经过手术或非手术方式首次明确病理诊断的肺癌患者和具有明确肺功能结果诊断为COPD的患者资料299例,记为A组。每一个病例的资料收集包括:一般资料、血液学检查及辅助检查。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是否吸烟、吸烟指数、临床症状、既往病史、家族史;血液学检查包括:白细胞计数（Leukocyte count,WBC）、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tokeratin 19 fragments,CYFRA21-1）、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糖类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糖类抗原153（carbohydrate antigen 153,CA153）、糖类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199,CA199）;辅助检查包括肺功能检查、影像学检查和通过手术或非手术方式明确的肺癌病理类型;肺功能检查包括: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FEV1/FVC、FEV1占预计值的百分比（the percentage of FEV1,FEV1%pred）;影像学检查主要为肿瘤发生部位及有无肺气肿。根据肺功能的结果中是否合并COPD将病例分为两组:单纯肺癌组和肺癌合并COPD组。综合上述资料,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构建可以预判肺癌合并COPD的数学模型。另外收集2017年4月至2018年9月期间,在青岛市市立医院集团首次明确病理诊断和具有明确肺功能结果诊断为COPD的患者资料共50例,记为B组。根据B组资料数据绘制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以验证模型的预测能力,并验证该模型对肺癌合并COPD判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结果在所收集的资料中,通过单因素分析发现,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是否吸烟、吸烟指数、临床症状（咳嗽、咳痰、发热、喘憋）、肺功能指标、ESR、影像学中所示的肿瘤发生部位、有无肺气肿及病理类型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多因素研究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患者的年龄、是否吸烟、临床症状（喘憋）在肺癌和肺癌合并COPD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上述因素能够独立影响肺癌和肺癌合并COPD。应用上述影响因素作为研究的数据支持,计算出能够预测肺癌合并COPD的数学模型为=ex/（1+ex）,x=-8.2+0.1×年龄+1.4×是否吸烟+1.5×喘憋,e为自然对数,e≈2.72。利用B组资料验证该数学模型对于预测肺癌合并COPD的灵敏度为65.9%（27/41）,特异度为66.7%（6/9）,阳性预测值为90.0%（27/30）,阴性预测值为30.0%（6/20）。本研究所得的数学预测模型曲线下面积为0.855±0.027。结论肺癌合并COPD与单纯肺癌组相比,以平均年龄大于60岁的老年男性为主,均有长期、大量的吸烟史,临床症状常表现为咳嗽、咳痰、胸闷、喘憋、发热、胸痛、声音嘶哑、消瘦、痰中带血。病理类型以鳞癌为主,肿瘤发生部位多见于左肺上叶和右肺下叶。根据GOLD分级[1],肺癌合并COPD的患者确诊时的肺功能多以II级为主。单纯肺癌患者确诊时的年龄较肺癌合并COPD组小8岁左右,病理类型以腺癌为主,病变好发于右肺上叶。通过建立肺癌合并COPD预测公式,有助于指导临床开展肺癌及肺癌合并COPD的早期筛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