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弘扬着“理性为自然立法”的启蒙时代里,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使人类社会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但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性的悖反,人拥抱了财富,却丧失了幸福,社会是否真正获得“进步”,人的“德性”是否也在“进步”的问题又重回视野。1762年,卢梭发表了《爱弥儿》这部他一生中认为“最为重要的著作”,在《爱弥儿》这部以教育内容为体裁的著作里,卢梭从他“人是天生良善”核心观点出发,以主人公爱弥儿从襁褓婴孩成为合格的公民整个生命过程为“试验田”,提出了如何最大程度保存人的自然良善之德性,进而成为合格公民的塑造之路。卢梭在《爱弥儿》中放弃了传统政治哲学通过教化“类”以追寻城邦德性和政制合法性的道路,转而探求通过教化“个体”使其自明本性,不断追求自由和自我完善,进而在拥有自由、天赋德性个体的自觉汇聚中组成有德性的“类”,从而完成对于人类社会堕落的救赎。在《爱弥儿》中,卢梭深入阐释了他所追求的“城市中的野蛮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卢梭强调爱弥儿的善性源自天赋,要想保住就必须顺应自然,爱弥儿是“城市中的野蛮人”,他从内心不依赖于他人,他虽与他人合作,利用社会关系生存,但绝非依赖社会关系生存,他的自由是一种自然天赋,他的内在价值体系不是一个虚假的幻想,他不是他者的敌人,他有他自己的一切,他对于上帝的尊重发自对自然秩序的感悟,他虽然是“文明人”,但他有着“野蛮人”的内核,是生活在城市里的“鲁滨逊”。在《爱弥儿》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卢梭关于个体公民德性问题的理论逻辑:首先,个体公民天赋的自然善是治愈社会一切“恶”的良方,公民德性不是城邦赋予的,而是公民所自洽的,也正是公民有先天之善,才能救赎后天之恶;第二,个体的公民是以共同体的“救赎者”身份出现的,个体在与共同体的辩证博弈中,再次获得了最初创造共同体时的“英雄”角色,承担了拯救共同体的角色;第三,自然、正义与理性共同构成了个体公民德性的三个维度,自然之善使其可以在自然中感受自然宗教所体现出的自然性的正义,而正是因为自有的理性得以认识这种自然德性与正义,从而促使个体公民积极进入社会实践。对于第一论、第二论以及《社会契约论》之间造成的“断裂”而言,《爱弥儿》使卢梭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在无数爱弥儿组成的社会里,没有人不拥有天赋的自然良善,没有人拥有役使他人的愿望,没有人会将自己依附于任何社会关系而丧失纯粹的自由,没有人会虚情假意,没有人会将自身的幸福依附于他人,上帝的正义在自然秩序的正义中被真实感受,爱弥儿既可以是普通人,也可以是立法者,在由爱弥儿组成的社会里,公意和社会契约的正义与实现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