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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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罪未成年人是指未达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当前这部分未成年人涉罪呈现出案件性质恶劣、法律意识淡漠、矫治机制匮乏等特点,故而一旦发案往往会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热点。与此同时,当前法律机制中存在一些消极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在刑事处遇上轻缓有余而矫治乏力,在法律格局上并未形成有别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刑事处遇体系,在实践中现有法治设施难以有效应对当前低龄未成年人涉罪的发展特点等。这些消极因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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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罪未成年人是指未达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当前这部分未成年人涉罪呈现出案件性质恶劣、法律意识淡漠、矫治机制匮乏等特点,故而一旦发案往往会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热点。与此同时,当前法律机制中存在一些消极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在刑事处遇上轻缓有余而矫治乏力,在法律格局上并未形成有别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刑事处遇体系,在实践中现有法治设施难以有效应对当前低龄未成年人涉罪的发展特点等。这些消极因素的存在不利于扭转当下涉罪未成年人刑事违法态势,不但难以平复受害人的损失和痛楚,还为涉罪未成年人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对其他未成年人的法治观产生了冲击,进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司法公信力。必须要承认的是,现行法律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处理并非空白,尚有训诫、社会帮教、工读教育、收容教养以及责令管教等措施予以应对。但遗憾的是,这些措施中,有的过于轻缓并不能真正达到寓教于罚的目的,有的实践上很少适用于涉罪未成年人,有的既不具备强制性也没有充足的执行机构,还有的在立法上定性模糊。加之,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亦无针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保安处分,这样的现实情况造成在实践层面处理此类问题的混乱和软弱。在这一问题上,加拿大、德国、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有相对成熟的立法体例。加大拿制订了《青少年刑事司法法》,规定了法庭程序外和法庭程序内两套不同的措施;德国的《少年法院法》规定了教育处分和惩戒处分两大类保安处分,同时规定普通刑法中部分保安处分也可以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日本少年法》规定的保安处分以移送有关机关为特征,此外还规定了帮助法官做出最后决策的调查观察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的“少年事件处理法”也建立起不付审理和交付审理两种处分体系。总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未成年人保安处分制度具有处分措施相对独立、处分尺度宽容而不纵容、司法机构和诉讼程序专门设置等方面的特色。通过对上述国家和地区法律制度的考察,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可以从立法、程序和执行三个层面建立和完善我国涉罪未成年人保安处分体系。在立法上,我国涉罪未成年人保安处分体系可以分为主保安处和附加保安处分两大部分,前者包括训诫辅导、监督管束、安置教育和收容教养,后者包括禁止处分、戒治处分、经济处分、没收和亲职教育,同时要建立起禁闭、转处分等相应的保障性措施。在程序上,保安处分适用《刑事诉讼法》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有关规定,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加强社会调查程序,一方面明确调查程序是办理涉罪未成年人案件的必经环节和首要环节,另一方面增设调查观察和会议制度以使程序更完备。在执行上,可以建立以保安处分执行官为核心点,以社会机构、专科机构和专门机关为基本面的执行系统,使执行过程既可以有条不紊,又能提高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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