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全面建成,简称为CAFTA。CAFTA是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也是东盟国家作为整体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自贸区的建立是在经济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全球大背景下进行的,自贸区作为区域一体化中重要的形式,其着眼于增进自贸区成员的经贸交流、共荣共通。自贸区下主要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措施等制度,如何保障这些制度得到有效运行,自贸区内各项协议得到遵守,必须有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保障。《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协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首先,对中国一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内容进行了概述；其次,对世界现有的其他主要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介绍,并与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制度比较；然后,通过对前述对比进行总结归纳,得出了中国一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特征与不足；最后,针对中国一东盟机制提出了研究和实践的目标,并提出了我国对该机制的具体应对。　　 第一章中,笔者首先介绍了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产生,《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于2004年11月29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第八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由双方领导人共同签署。然后从CAFFA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建立的现实必要性,这种必要性来自于几个方面:自贸区建立后双方经济交往的快速增长、双方内在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历史、文化、地缘等。接下来,笔者具体阐述了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内容,并对争端适用的范围、磋商的程序,调停和调解、仲裁庭的设置等程序规定作了介绍和分析。本章最后,笔者对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意义进行了探讨,CAFTA争端解决机制是《框架协议》乃至自贸区的“安全阀”；同时,CAFTA争端解决机制是将国际争端解决方法与自贸区自身特点进行融合的一次成功尝试,既有灵活的磋商、调解、调停,也有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的仲裁,这种政治解决方法和法律解决方法的结合代表了国际争端解决的大趋势。　　 第二章中,笔者从WTO、NAFTA、欧盟争端解决机制的特征出发,分别将各个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具体制度与CAFTA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比较。WTO机制在“司法性”上更为成熟,拥有常设的争端解决机构和上诉程序,还有“反向一致”这种表决方式上的创新。NAFTA机制的特点为其“分散性”,即在NAFTA所涉领域内根据不同的争端解决事项设置不同的争端解决机构和争端解决程序。在NAFTA争端解决机制下,当事国产生争端时,采取的是协商一调解一仲裁的纠纷解决方式,是一种由成员方发动、具有极大自主性的解决方式,因此,该模式实质上是一种非诉讼、非对抗的准司法救济途径。欧盟的一体化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不仅在立法方面制定有完善的法律,在实施上更是建立相应的机构和制度作为保障,尤其是将司法制度引入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争端解决中。具有超国家因素的欧洲法院的建立使欧共体的经济一体化的法规具有强制性及司法保障。该法院的判决对各成员国具有强制力,无法被成员国国内法所规避。欧洲法院不仅能够解决欧盟经济一体化中的争端,维护和促进欧共体的经济一体化,而且形成了欧共体区域经济一体化争端解决的司法模式,在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制度乃至于全球的经济一体化方面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和作用。　　 第三章中,笔者结合第二章中与其他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得出了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特征和不足。其特征在于:1、争端解决机制选择上的自由与限制相结合；2、受案范围的明确性；3、仲裁制度的使用；4、磋商与调解非必经程序；5、有力度的执行程序。其不足在于:l、主体范围的不足。没有规定企业、个人、社会团体等私人主体参与到争端解决中的内容,对私人主体利益的保护不尽人意；2、仲裁庭组成人员的不足。对仲裁员的能力要求过于宽泛,同时对仲裁员的身份没有类似于对仲裁庭主席的严格要求,可能造成仲裁员独立性和合格性受损,对争端解决机制保持统一性和树立公信力也有不良的影响；3、仲裁庭程序的不足。仲裁程序上的不足在于两方面:仲裁庭非常设机构、特殊情况下的表决方式。仲裁庭非常设机构直接影响到争端解决机制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和效率。而在存在第三方的情况下,若三名仲裁员的意见又各不相同,很可能造成无法做出判决的情况；4、裁决复核程序的缺失。无法避免仲裁庭组成不当或明显超越权限,认定事实的理由不清等情况下做出的裁决的公正性；5、执行程序的不足。CAFTA争端解决机制下,缺乏类似于WTO机制中“跟随执行监督”的制度,即将建议与裁决的执行置于DSB监督之下直至问题得以解决。CAFTA争端解决机制因此无法确保胜诉方的利益得到完全实现；6、惩罚机制缺失。CAFTA争端解决机制下未对中止减让或利益的程度做出具体规定。　　 第四章中,从CAFTA争端解决机制对我国的影响出发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然后从宏观、微观上分别进行分析,得出了我国研究和参与CAFTA机制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并探讨出我国应对该争端解决机制所具备的法律对策,如建立“早期预警机制”。　　 从总体上看来,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对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公平、透明的外部条件,对协调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贸易关系、解决贸易冲突,维护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经贸合作良好运转起到“安全阀”的作用。但作为一项新生的机制,CAFTA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需要我们从实践和理论的角度继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