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意图从论辩的角度来探究中国古代《墨辩》中的推类理论。传统上大都倾向于从西方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独特之“推类”,认为“推类”主要是一种类比推理,本文首先反驳了这一观点,因为经过考察,笔者发现“推类”不仅有类比推理的性质,而且有演绎和归纳的性质,所以“推类”与传统西方形式逻辑中的推理类型并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东西。因此,笔者从非形式逻辑和论证实践的角度考察,认为中国古代“推类”实际上是为“辩”服务的。《小取》篇作为《墨辩》中提纲挈领之作,首先便规定了“辩”的功用、意义、方法等等。具体地,笔者利用图尔敏的论辩理论来构建“推类”理论的论辩模式。二者的可比性在于：都关注日常推理中的论辩实践,为“辩”而服务；都是以论证过程来理解推理；都是在具体情境中的具体考察,而非抽象的进行理论演绎。图尔敏论证理论认为,论证主要有三要素:事实根据(data)、主张(claim)、担保(warrant)。事实根据相当于论据,担保是论据到主张的桥梁。然而,担保的可担保性来源于何?于是,图尔敏又加入了支援(Backing)这一要素,即担保来源于支援。《墨辩》中的“推类”理论基本的有“三物论式”：理、故、类。“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辞的作用相当于主张(claim),故相当于事实根据,理相当于从故到辞的担保而类是故与理的基础。经考察不同的类有不同的理,理和类共同起最终的担保作用,从而构建起“推类”的论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