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界对不确定性的担忧不断加剧。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冲击,全球不确定性又急剧飙升,作为决策者迫切关心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致力于探索不确定性对生产、投资、消费和国际贸易等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现有结果通常发现经济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的投资动机,延迟他们的雇佣决定,增加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并减少国际贸易量,所有这些都表明经济不确定性是导致经济衰退的深度和持续时间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与大量文献研究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确定性怎么影响银行风险,仍然是一个尚未充分探讨的问题。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和经济的重要支柱,其风险对于金融和经济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新兴经济体,由于缺乏先进的金融工具来吸收潜在风险,因此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反应可能更加突出。本文基于新兴经济体视角,探讨经济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的影响。除了广义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外,银行可能更关注的是较为狭义的货币不确定性,因为货币环境（如利率波动或者货币总量）的波动直接影响银行的利润。因此本文也进一步研究货币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为了识别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来自需求方（即借款人风险导致的银行风险）还是供给方（即银行自身的冒险决策行为导致的银行风险）,本文在研究货币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关系时引入一个银行层面的特征变量,即银行不透明度,探讨货币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的关系如何受到银行不透明程度的影响,并根据货币不确定性下的不同风险响应来识别供给效应。某一国家的不确定性除了对本国境内金融机构产生影响外,还可能具有跨国溢出效应。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子银行,在这一趋势下,某一国家的货币不确定性可能通过外资银行传递至另一国家。因此,本文还探究货币不确定性的跨国溢出效应,即外资银行母国的货币不确定性如何会影响在新兴东道国家运营的外资子银行风险。本文在新兴经济体视角下,围绕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关系这一主题,采用层层递进的方式主要探讨三个关键问题:（1）经济不确定性怎么影响银行风险;（2）货币不确定性如何影响银行风险,这一影响是源于需求方还是供给方,即货币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程度是否会因为银行的不透明程度而有不同;（3）货币不确定性是否存在跨国溢出效应,即外资银行母国的货币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东道国外资子银行的风险。本文首先研究不确定性的“本国效应”,从广义的经济不确定性递进到狭义的货币不确定性,最后研究货币不确定性的“跨国溢出效应”。通过GARCH-in-mean模型测度经济和货币不确定性,将银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时盈余管理的部分作为银行不透明度指标,用基于Z值的指标衡量银行风险,通过对39个新兴经济体约1500家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银行风险增加。经济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影响银行的收益和收益波动来发挥影响,名义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实际经济不确定性更显著。此外,“实物期权”、“追逐收益”和“羊群效应”在经济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中发挥了作用,其中“实物期权”使银行风险降低,但“追逐收益”和“羊群效应”使经济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的不利影响更加突出。其次,货币不确定性也会增加银行的风险,并且银行不透明度会加剧这种影响。也即是当货币不确定性上升时,更不透明的银行风险更大。这一发现说明货币不确定性造成的银行风险上升是因为银行主动承担风险,而不是被动蒙受风险。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银行不透明对货币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关系的放大作用来源于向下盈余管理（即贷款损失准备的实际计提大于应计提）的银行,并且出于“财务大洗澡”动机的银行比出于“甜饼罐”动机的银行风险更大。最后,货币不确定性存在跨国溢出效应,母国货币不确定性的上升会造成新兴东道国外资银行的风险增加,这一影响是以母银行为渠道。也即是母国货币不确定性带来了母银行风险的增加,母银行风险传输至海外子银行,最终导致新兴东道国的外资银行风险增加。此外,在集团中地位更高、存款在负债中占比更少、资本充足率更低的外资子银行受到的影响更大。而东道国宏观审慎政策对于母国货币不确定性的溢出具有适得其反的作用,东道国宏观审慎政策越紧,由母国货币不确定性导致的外资银行风险会越大。本文主要贡献有四个方面:第一,与大多数现有文献考察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同,本文探究经济和货币不确定性是否会对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风险产生影响。现有的一些文献只研究了不确定性对银行信贷数量的影响,很少研究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尽管有充分证据表明金融状况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收紧,但这种信贷紧缩是否能确保银行的稳定性得到加强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根据本研究中的一致证据,在不确定性上升时银行稳定性在恶化,这表明了不确定性的双重不利影响:不仅像许多先前的工作所揭示的那样对实体经济活动产生衰退影响,不确定性也会削弱银行的稳健性。第二,除了考察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之外,本文还探讨了不确定性如何影响银行风险,即回答了货币不确定性对银行稳定性的负面影响是由于较高的借款人风险还是银行自身的风险承担决策导致。受贷款数据的局限性,现有大多文献没能区分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影响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本文通过探讨货币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的关系如何受到银行不透明程度的影响,提供证据支持了货币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影响来自供给端,即银行主动承担风险意愿。第三,本文还通过外资银行风险这一角度来考察货币不确定性的跨国溢出效应,通过考察外资银行母国货币不确定性对外资银行在东道国的风险影响来研究不确定性的跨国溢出效应。丰富了有关外资银行如何传递冲击的文献。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都从贷款数量的角度分析母国冲击的传递:即母银行受到的冲击如何导致外资子银行在危机期间减少它们在东道国的贷款。并且与大多数文章研究的是母国金融危机的溢出不同,本文关注母国货币不确定性的溢出,货币不确定性在正常时期和危机时期都可能存在。第四,本文基于新兴经济体视角研究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大多数研究不确定性的文献是以发达经济体为视角,这可能是因为乏有关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不确定性的数据。本文基于关键宏观经济变量（例如产出增长,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中的信息,使用单变量GARCH-in-mean模型生成的扰动项条件方差来建立了样本经济体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标。并且基于关键货币变量（例如利率变化和货币总量增长）中的信息,使用多元GARCH-in-mean模型生成的扰动项条件方差来建立了样本经济体的货币不确定性指标。这两个不确定性指标的构建使本文可以从经济和货币两个不同意义的不确定性上探究银行风险所受到的影响。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或是货币政策不确定性（MPU）不同,本文的经济和货币不确定性指标分别反映了宏观经济环境和货币市场环境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描述了客观经济序列的波动性,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或货币政策强调的是相关政策出台或调整频率,调整大小,调整方向的不可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