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就业问题始终是中国实践部门和学术界最为关切的话题,尤其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后,受经济下行压力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中国面临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截至2014年底,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分别高达1608万和1.3亿,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依然任重道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国内就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不断上升,而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趋于下降,即就业结构日趋高级化(唐东波,2011)。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拥有相对丰富的低技能劳动力,按照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预判,贸易开放将使中国低技能劳动力就业需求趋于上升,而现实中,相对于高技能劳动力,中国的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状况并未在出口贸易扩大化进程中得以改善,这显然有悖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预判。那么,出口贸易到底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就业结构?现有的贸易模式能否改善中国的就业结构并支持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这些问题的确让人费解。与此同时,面对贸易开放所引致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国制造业企业员工的就业强度不断加大。那么,在用工短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面对贸易开放所引致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国制造业企业采取了怎样的用工行为来予以应对,即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劳动人数和劳动强度,显然,该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贸易开放影响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而可为中国如何更好的发挥对外贸易在扩就业和增福利方面的积极作用提供政策依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形式逐渐由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得以蓬勃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崛起对国际贸易规模及贸易利得的核算提出了新挑战,传统核算方法的前提假设是产品的所有生产活动均在国内进行且仅使用国内投入,但是,随着生产的跨境分工程度和外国投入的使用程度不断增强,这一假设已不再成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以商品总值为口径的传统关境统计法难以准确反映一国出口贸易的真实规模,因此,构建一种能适应全球贸易分工新模式的总值贸易核算框架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成功编制,这使增加值贸易的核算及借助于增加值贸易数据更为准确地考量中国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成为可能。鉴于此,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就增加值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进行了深入阐释,然后从实证层面展开全面准确地分析。为了使分析更为全面系统,本文分别从就业数量、就业结构和就业强度三个维度来衡量增加值出口的就业效应。本文所得主要结论如下：1.传统关境统计法下的总出口贸易显著高估了中国出口贸易的真实规模和利益,因此,将增加值出口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更为合理。无论从静态还是从比较静态视角来看,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及其变动幅度均存在显著差异,但从动态视角来看,各行业的增加值出口率及全球价值链地位呈现出相似的变动趋势。2.总体而言,2000-2009年增加值出口对各行业就业的边际拉动量均趋于下降,但对大部分行业总就业的拉动量趋于增加。从分技能来看,增加值出口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最大,中等技能劳动力次之,高技能劳动力最小。尽管增加值出口对中国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弱,但其呈现出强劲的上升态势。进一步考察增加值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的影响因素发现,最终品和中间品出口规模扩张是增加值出口的就业拉动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劳动投入系数变动是抑制增加值出口的就业拉动量增加的主要因素。3.总体而言,增加值出口有助于中国出口就业结构与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分行业来看,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行业增加值出口对出口与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更为凸显,各服务行业增加值出口对出口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相对较强,而对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相对较弱。入世总体上增强了增加值出口对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而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则产生了抑制作用,需注意的是,该结论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4.随着用工短缺现象日益凸显,增加值出口所引致的激烈竞争促使中国制造业企业纷纷采取“增强劳动强度,减少劳动人数”的用工行为,而《劳动合同法》实施会显著抑制增加值出口对劳动者权益产生的不利影响,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监管环境改善有助于提升中国开放型制造业的劳动者权益,进一步从分行业研究发现,以上结论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此外,本文利用总值贸易数据进行的再估计发现,基于增加值贸易数据与基于总值贸易数据所得回归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将增加值贸易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更为合理与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