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期(公元712—756年)处在唐代社会的鼎盛发展时期,此时的唐代社会呈现出双重的特点,一方面,在经历唐初近一百年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社会政治制度趋于成熟,有唐初“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和治国模式可资借鉴,唐代社会经济总体上也在向前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经历武周革命及其后中宗、睿宗时期政变频仍的政局动荡,吏治败坏,社会治理失范,礼乐废散,思想混乱。因此,既要对隋末及唐初100多年治国理论及其政治实践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反思,又要针对玄宗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进行研究和阐发,反省时政,正是基于这种政治需求与思想发展的互动,唐玄宗时期政治集团中的官僚群体以及信徒群体和学者群体,都注重于如何除乱救治、稳固中央集权,如何确立新的治国理念,从理论上探讨实现理想社会的政治模式,实现国家的安定富强。以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为代表的官僚群体,以及以吴兢、司马承祯、吴筠、李筌等为代表的儒家和道家的学者群体、信徒群体,围绕如何实现理想社会提出了种种政治设想,如对于如何选拔和使用人才；如何通过礼德政刑等手段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如何看待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如何整顿吏治,通过在全社会倡导孝道,移孝作忠,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如何处理华夷关系,保证边疆的安全和稳定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就构成了唐玄宗时期政治思想的新内容。与这种思想理论上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变化相一致,玄宗时期政治与思想的互动,从整体上看,呈现出以下动态：唐玄宗执政时,面临武周晚期以来以及中宗、睿宗执政的长期政治动荡局面,此时国策的选择成为当务之急。唐初先皇的政治实践为他提供了两种国策模式,即“少为”与“多为”。开元初,随着权力的更替,玄宗在治国政治路线的选择上也实现了从否定和扬弃“则天故事”到继承唐太宗“贞观故事”的转变。与此同时,鉴于武周晚期以来因三教政策倾向变化而造成寺院营造不止、府藏耗竭和役力不足的偏颇,以及恢复和维护李唐皇权统治的政治需要,玄宗开始把目光重又转向传统儒家的纲常名教,重新探讨处理三教关系的良策,并在此基础上对三教的发展顺序重新作出调整和布局。一方面,即位之初,在寻求新的治国方略时,玄宗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思想在维护皇权统治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化作用,着手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武周晚期以来的弊政导致出现的人口减少、经济几近崩溃的局面,迫使玄宗重新回到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上来。所以,唐玄宗早期以推崇儒家的德治、仁政之道和道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作为其执政方略。虽然崇儒重道,开元初有过抑制佛教发展的举措,但出于政治教化的考虑,在位间他仍能坚持唐室三教并用的思想文化政策。开元中后期大唐国力昌隆,物阜年丰,然而玄宗已逐渐步入晚年,出于本能的对死亡的恐惧和对长生不老的渴望,他把希望寄托在道家丹药、神仙的崇拜和道教的信仰上,对道教的迷恋也表现出极度的狂热,其政治思想格局也由之前在三教并立的基础上,儒道综合而变为道盛儒衰、道主儒次。由于晚年“渐肆奢欲”,怠于政事,实行所谓“高居无为”之政,朝政一任李林甫、杨国忠处置,致使朝纲紊乱,政风败坏。天宝末年,随着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等军事制度以及宰相和用人制度等政治制度的逐渐败坏和崩溃,唐代统治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动摇,社会基层力量不稳固,最终导致了大唐盛极而衰、以致出现“安史之乱”急剧动荡的社会动乱局面。研究唐玄宗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以及宗教信徒群体对这一时期重大政治问题的讨论,对唐玄宗时期治国治民之道的诸种阐发,对于我们了解和掌握唐玄宗时期政治家与思想家们的心路历程及其政治思想的变迁,解读大唐由盛转衰的社会历史原因,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