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月亮山区的“shAN: l￥o:”（山桫）、“shAN: tiu5”（山杜）社区，苗族是当地的世居人群。据可考资料记载，他们在这一地区生活已经超过了600年，他们的文化对所处环境的适应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并可以稳态延续，这样的适应水平可以从他们的生计活动中得到全面印证。因而，本论文以他们的生计活动对水资源环境的适应为研究对象，集中讨论当地苗族文化在水资源维护与调控方面表现出来的适应能力，进而揭示苗族传统文化在当代水资源维护中的借鉴价值。　　 鉴于当地苗族的生计活动涉及面极为广泛，其对水资源的维护与调控也必然极其复杂，以至于从表面上较难把握他们的生计活动与水资源其间的联系，为此，本论文需要选定一个有别于前人研究的突破口，才能揭示当地苗族文化与水资源的直接关联。考虑到“鼓藏节”这一宗教祭祖盛典普遍存在于整个苗族社会，而“shAN: l￥o:”（山桫）、“shAN: tiu5”（山杜）社区苗族的生计活动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一旦取得了可靠的成效，就必然在这一文化事象中得到全面的反应。因此，只要系统揭示当地苗族“鼓藏节”与其他地区苗族“鼓藏节”的差异，就可望揭示其在环境适应和调控方面的策略与机制，其中也自然包含着对当地水资源的维护与调控。凭借这一突破，自然也就可以明晰地揭示当地苗族通过文化手段对水资源进行维护与调控的功能。　　 “鼓藏节”在“shAN: l￥o:”（山桫）、“shAN: tiu5”（山杜）苗族社区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并且与周边其他民族相互区别，因而早就引起了文化人类学前辈的关注，并做了大量研究，其研究特点在于将“鼓藏节”作为一个纯粹的宗教事象去看待，或者针对“鼓藏节”要宰杀大量水牛去揭示其经济后果及其对苗族社区发展的负面影响等。　　 当地苗族欢度“鼓藏节”与其他地区苗族的“鼓藏节”客观存在着三大差异：其一，是执行时间不作具体的规定，没有固定的周期遵照执行，举办时间间隔五年至数十年不等，这主要取决于生态系统的状况，尤其受制于水环境的波动情况；其二，是“鼓藏节”用水牯牛数量巨大，一次性宰杀成年水牛在数量和比重上大大超出了其他地区苗族“鼓藏节”的使用数量；其三是水牯牛在当地“鼓藏节”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不能用其他牲畜替代。凭借以上三大差异，前人研究“鼓藏节”仅仅具有宗教盛典的作用，虽言之成理但却有欠周全；至于讨论在“鼓藏节”期间大量宰杀水牯牛的经济后果，显然是立足于以市场经济为参比对象进行的研究，而该社区受市场经济影响至今依旧甚微，同样不能正确揭示大量宰杀水牯牛的实质。总之，上述三大特异性，显然还具有前人尚未注意到的独特功能，否则这样的文化事象就不可能延续至今，而且没有明显的干扰到他们的生活质量、社区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可见拉帕波特的理解在这儿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笔者从拉帕波特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策姆巴加－马林人（Tsembaga Maring people）的研究中得到了启示，注意到这一人群宰杀大量牲畜祭祖在调节生态环境中的积极作用，并将这一研究思路贯穿到贵州月亮山区shAN: l￥o:”（山桫）、“shAN: tiu5”（山杜）的苗族“鼓藏节”后，证实了该社区苗族“鼓藏节”宰牛祭祖与策姆巴加－马林人（Tsembaga Maring people）杀猪祭祖在推动生态环境重归于平衡在功能上极其相似，其中特别是对当地水资源的维护与调控表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晰。从中可以看出当地苗族的传统农耕生计对水资源的稳定具有一定负面作用，因此他们必须借助“鼓藏节”大量宰杀水牛来使受损的水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对当地的苗族而言，宰杀水牛过“鼓藏节”不仅具有宗教功能、互惠交往功能，还不可争辩地具有水资源维护和调控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