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皇帝集权体制很大程度建立在信息垄断之上。垄断信息在无外力作用的常规体制下有效。借助于有效的信息传输，道光帝坐镇京城就能够妥善处理禁烟章程的制定和指挥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运动。　　但在鸦片战争时期，尤其是和西方列强这一陌生对手打交道时，信息传输逐渐失效。战争不断推进的时候，信息传输显露出其自身缺陷。在浙江战事中，奕经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汉奸的破坏。道光帝没有查清浙江战事失利的真正原因，便在奉天、直隶和山东三地开展大规模的防堵汉奸运动，造成汉奸恐慌的蔓延。　　广东会战中，奕山谎报军情欺骗道光帝。道光帝无法证实信息的准确性，但其对奕山表示十分信任，不仅嘉奖奕山等人，还改变其既定不予通商的决策。即使事后道光帝对奕山汇报的信息有所怀疑，也没有追究奕山的责任。信息传输存在漏洞，导致决策层对信息的误解，造成一系列的决策失误。　　信息传输在战争期间失去时效性。在中英交涉中，琦善无法及时获得来自京城的上谕，导致谈判还没展开便招致英军的炮火。信息传输的渠道不畅使得道光帝不能获取前线的真实情况，制定的决策让办事大臣难以执行。琦善在与义律谈判香港问题时，便罔顾道光帝不准琦善与义律谈判的谕旨，坚持己见与义律进行谈判。　　在战争愈演愈烈之下，信息传输的失效让中英之间的停战谈判无法展开。在英方的施压下，道光帝不得不下放外交权，任命全权大臣与英方展开谈判。《南京条约》的谈判，开启了清廷官员行使皇帝下放的外交权的先例。外交权的下放意味着皇帝集权体制开始面临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