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积极参与到海外并购中。近年来学者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越来越注重对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考察,且区位选择又是中国经济发展海外扩张的一个缩影。当前国内外关于跨国并购的文献主要考察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这些研究结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企业海外扩张行为。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根据Zephyr数据库公布的2001年至2018年中国企业所有海外并购交易数据,剔除中国企业在港澳以及避税天堂等地区的并购交易后,得到中国企业在53个东道国的378例并购交易,将其扩充为国家-年份的面板数据后,共计954个样本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方法进行回归。本文实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全样本回归分析,研究样本期间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和全阶段中国企业所表现的海外并购动机;第二部分,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年份,分析2015年前后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海外并购动机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1）整体来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海外并购动机单一,未表现出多元化动机。结合邓宁提出的投资发展理论可知,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仍处于初级阶段。（2）2001年至2014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机为资源导向,东道国自然资源相较于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大。该阶段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投资目的地为自然资源丰富、具有一定市场规模、人均消费水平不高且与我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发展中国家。（3）2015年至201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机为市场导向,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变得显著。在此阶段,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目的地为拥有完善制度环境的发达国家。此外,由于供给侧改革年限较短,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其他因素尚不显著。（4）结合投资发展理论,两时段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逐渐成熟,投资目的地逐步转为处于较高阶段的东道国,越来越注重对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