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诗歌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口传时期，后来由于文字的广泛使用，才变成了以文本为主要存在形态的样式。在这个过程中，文字的广泛使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使中国诗歌的传播方式及其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探讨中国早期诗歌的口传时期是一个很有学术意义的课题，前人在这方面鲜有涉及。我认为中国早期诗歌的口传时期里，颂诗是其主要的样式。而早期诗歌的文化背景又是以原始宗教的变迁为其发生发展的主要动因的。早期原始宗教文化，经历了史前巫术文化，夏商祭祀文化，和西周礼乐文化的类型演变。三种文化的深层，是特定的宗教思想，而其表层，则是一套程式化的仪式文化。仪式的核心就是“颂”——仪式叙述。仪式一般在明堂中进行，所以同明堂行政制度关系密切。颂诗正是这仪式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在不同的文化类型下，“仪式叙述”的内容及其中包含的宗教意识、观念，还有其表现形式并不相同。就以上三个文化类型来说，在巫术文化中，“仪式叙述”的内容主要是祝辞；在祭祀文化中，仪式叙述的内容主要是颂神歌和行政宪令；而在礼乐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礼乐歌辞。 本文分两部分共八章探讨颂诗的起源与流变问题。 第一部分包括前三章，主要是在回顾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颂诗为用于神圣仪式的、歌乐舞相配合的言语唱诵的结论。同时还梳理了颂诗产生和流变的仪式文化背景，指出歌乐舞一体的颂诗，作为早期诗歌主流，其传播方式为口头唱诵的事实，揭示出其口头诗学方面特征。并简要地描述了颂诗及颂诗的主体在夏、商、西周的演变过程，及它们在各阶段的主要特点。 第二部分包括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章，分别以实证的方法辑考三代的颂诗文本，考察了夏、商、西周时期颂诗由萌芽到发展，最终走向成熟和分化的全过程。在夏代之前，有《葛天氏之乐》、《韶》等颂乐，夏代则有歌颂大禹治水功绩的《大夏》之颂，经我考察，《大夏》在乐舞上继承了《韶》，而其歌辞文本则在《尚书·禹贡》中。商代文化较夏更进一步，故商代之“名颂”《大濩》无论在乐舞方面，还是在歌辞方面都更趋精致。今传《商颂》五首（春秋时尚存十二首）即《大濩》在不同时期之文本。借助甲骨卜辞，还发现了商代颁布农时的“月令辞”，和商人明世系、教国子的“表谱刻辞”，它们也是在颂诗仪式上唱诵的内容之一。到了周代，祭祀文化式微，理性精神使人们不再想信鬼神，仪式文化高度礼制化，成为现实世界的种种统治规范。颂诗依附于不同的礼仪，逐步分化。颂诗不再象先前那样具有神圣和禁忌的特点，先前作为仪式主体的巫史的地位为贵族文人所代替，颂诗也逐渐与乐舞脱离，并吸取民歌的特点而演化为雅。而仪式叙述中的其它成分则分别演化为散文的历史、神圣的铭辞等新的文体。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两章中，还研究了颂诗所形成的诗学传统对战国诗歌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对屈原和荀子的影响。对屈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颂诗中慎终追远的文化心理在《离骚》等作品中的复活，以及《九歌》、《天问》等作品对颂诗形式和内容的继承。对于荀子的创作而言，《成相辞》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颂诗的遗影，它实际上就是作为大传统的颂诗向小传统演变的活的“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