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一直是国家相关部门关注的问题。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鼓励大股东及董监高通过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资管计划杠杆增持本公司股份。然而,杠杆增持在发挥稳定股价和稳定市场作用的同时,其高风险特征导致不少企业遭遇“强平”或交易所问询等,如何利用好杠杆增持以规避系统性风险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热点话题。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杠杆增持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控股股东杠杆增持是否会在公司股价大跌时稳定股价,发挥“利益协同效应”,从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还是会聚焦风险,强化“隧道效应”,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杠杆增持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会因产权性质、机构持股及环境复杂性的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吗?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企业创新带来何种影响?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契约理论和控制权私利理论,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同时从产权性质、机构投资者持股、环境复杂性及企业创新视角作了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杠杆增持显著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体而言,为防范平仓等杠杆增持风险,以及利用增持后增加的控制权谋取私利,控股股东更加倾向于减少风险项目投资,即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且控股股东杠杆增持比例越高,其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抑制作用越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国有产权强化了控股股东杠杆增持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抑制作用,而机构持股和复杂的市场环境能够缓解控股股东杠杆增持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抑制作用。同时,该抑制效应会显著降低企业创新水平,且控股股东杠杆增持比例越大,越会降低企业创新水平。以上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杠杆增持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该作用不利于企业创新,但积极引进机构投资者、积极面对环境复杂性有助于缓解控股股东杠杆增持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不利影响。不同于以往文献,本文探讨控股股东杠杆增持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理及其经济后果,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学界对控股股东杠杆增持行为经济后果的认识和理解,从股东杠杆增持角度进一步丰富企业风险承担的相关文献,另一方面,亦有助于为监管机构制定和调整杠杆增持相关政策、投资者理性看待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为企业如何更好地提高风险承担能力、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等提供一定的思路借鉴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