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颍地区作为汉晋间经济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是人才集中之地。时人常以“汝、颍”并称,并流传有“汝、颍固多奇士”的谚言。汝颍士人不仅在政治方面才能出众,而且在文化方面有着不凡的表现。东汉末年,汝颍士人通过交游、人物品评等方式,关系日益密切并活跃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舞台,不仅对汉末政局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汉末士风和学风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汉魏之际,中原混战,汝颍士人流迁诸政权。由于阶层的差异,汝颍士人对流迁地的选择以及带来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也是不同的。汝颍士人流迁诸政权的主要原因是避乱保身,故流迁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统治者的出身和政策对汝颍士人选择并定居于流迁地具有较大的影响。汝颍士人流迁诸政权后,由于失去了其宗族乡里根基,故对诸政权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和寄生性,并由此衍生出对政权统治者的控制性和对其他地域士人的排斥性。在袁绍和刘表政权中,由于统治者政治天平的失衡,汝颍士人或深得统治者信赖而佞幸惑主,或不被统治者重用而明哲保身,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河北和荆州政权的衰亡。在蜀汉和孙吴政权中,由于统治者采取平衡侨旧的政策,兼用汝颍士人和土著士人,汝颍士人能够进入其政权中心并定居于流迁地,从而对蜀汉和孙吴政权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汉献帝都许后,诸政权中的汝颍士人大多返迁中原并进入曹氏政权。由于阶层的差异,汝颍士人间、汝颍士人与谯沛士人间有合作也有冲突。相较诸政权,曹氏政权统治者能够较好地调和政权内部的矛盾,使汝颍士人能够在矛盾中求合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曹氏霸业的建立。魏晋禅代之际,汝颍士人的政治抉择是多样的。有的进入司马氏政权发展自身和家族的利益,后来因骄横跋扈并遭受排挤而死;有的在名节与家族之间徘徊,政治态度不明确,最终引起了司马氏的猜疑而身死族败;有的则选择忠于司马氏,不惜以人格的佞幸化谋取自身和家族地位的提升。在西晋重权势、重家族士风的影响下,不仅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而且汝颍士人内部彼此争斗,地域观念逐渐淡薄,家族观念日益浓厚。汝颍士人关心的已不再是地区的繁荣,而是注重家族的尊显。两晋之际,八王之乱,中原地区沦为战场,汝颍士人选择进入诸王府和方镇,以期在避乱保身的同时提升政治地位。由于诸王府和方镇吸纳汝颍士人的主要目的是收取人望,故汝颍士人很难进入其权力中心并影响决策。由于地域士人间存有政治利益矛盾,导致汝颍士人在诸王府和方镇的生存境况较为恶劣,惟有采取明哲保身的政治态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政治作用。迁移江东并进入司马睿府的汝颍士人则得到了重用。汝颍士人归附司马睿,使之在政治和社会声望上获得了较大的优势,从而为司马睿立国江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汉晋间,汝颍士人之所以在诸政权“清贫守约”、“俭约自居”,主要是因为汝颍士人受到了儒家重义轻利的门风和统治者政策的影响。此外,这也是汝颍士人出于调和政权内部经济利益矛盾的考虑。当这种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激化,从而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由于汉晋间诸政权内部的经济利益矛盾较为普遍,诸政权统治者能否调和这种矛盾,一定程度上关乎政权的兴衰成败。汝颍士人不仅对汉晋间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文化风尚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虽然汝颍士人在汉魏之际的清谈和任诞风尚中具有开启和引领作用,但是在两晋之际入玄风者却是不多,汝颍士人的政治和文化优势逐渐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