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与钱庄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金融组织。新式银行还没有设立之前，票号与钱庄就早已存在，它们利用各自的信用工具为社会资金清算服务，共同承担着促进商品流通的重任。 票号起源于汇兑，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它将银行业的存、放、汇三大业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中国银行业集存、放、汇于一身的新纪元。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百余年间，票号是中国各大商埠非常活跃的金融势力，一度执中国金融业之牛耳，汇通天下，名震中外。《中国经济全书》，对它推崇备至，称之为中国金融机关中“最有关系”的。它的“内部之组织与交易之信用，在清国商界中实为第一”。票号的规模，在银行出现以前，无疑地是首屈一指。20世纪初，山西票号达30余家，所设分号，在110多个城镇码头中有400多处。在国外，南至新加坡、加尔各答，北上莫斯科、彼得堡，东延日本、神户、大阪，西到阿拉伯国家，都有票号的综迹。票号成百万、成千万地为全国各地的商埠、码头以及日本、朝鲜、印度等国调拨银两，调剂余缺，被称为“九府利赖”的汇兑庄。虽然外国银行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就已建立，且规模和覆盖面在不断扩展，但一直到19世纪60-70年代，票号仍稳固地占据着中国金融市场。 钱庄起源于货币兑换，在清代以前便已存在。在产生之后的数百年间，它始终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着。乾隆后期，钱庄逐渐从银钱兑换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信贷活动的机构。五口通商以后，它主要从事中外贸易的资金划拨、通融，为洋货内销和土产外输提供信用支持，从而适应了商业要求，对商业流通起到了促进作用。到了20世纪初，随着中国近代工矿业的初步发展，钱庄的活动范围也从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在为商业活动放款的同时，还乐于向新式企业提供资金，这是钱庄业务中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发展。1908年全国的钱庄达115家。钱庄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与时俱进，这就使其信用活动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张力，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巨大活力。钱庄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供应中小工商业者资金，促进国内工商业发展方面，更有其重大贡献。 票号和钱庄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两枝姊妹花，它们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事着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但由于服务对象、应变对策、经营思想及所处的社会环境各有区别，因此，它们的发展历程和最后结局也有很大不同，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仅对票号和钱庄的产生、发展及兴衰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基础，着重分析论述了二者兴衰异途的深层次原因。 本文在结构设计上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异源同业的票号和钱庄。这一部分主要论述了票号和钱庄不同的起源，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趋同的历史走向，并对此“异源同业”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历史学的分析。 第二部分是票号和钱庄的兴衰差异。这一部分主要从两大民间金融机构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比较。将票号与钱庄并存的全部历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票号“异军突起”，势力远远超过早于它产生的钱庄；第二阶段为钱庄后来居上，达到了与票号同为重要金融机关的地位，甚至有超越之势。这一阶段的票号虽然表面看来势力发展到了极盛，但在极盛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并且失去了前阶段的绝对优势地位，为后一阶段的迅速瓦解埋下了伏笔；第三阶段是票号的衰落，钱庄的延续。辛亥革命以后，票号一蹶不振，被时代潮流彻底淘汰。而钱庄在政治变动逐渐趋向稳定，商业与贸易重见活跃时，又显现其固有的活力。钱庄的发展轨迹，对票号的衰亡命运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第三部分是票号和钱庄兴衰差异探因。这一部分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比分析了票号与钱庄不同兴衰的原因。一是二者兴盛的成因不同。票号的兴盛是由于其业务以服务于清政府的财政为主，成于斯，败亦于斯。钱庄的兴起是由于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服务，这也是钱庄拥有顽强生命力的缘由之一；二是二者的应变策略不同。清末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对比它们在这种变化下的应变策略，可以发现是否能与时俱进，是其兴衰不同的重要原因；三是经营管理思想不同。观念决定成败，票号与钱庄业务内容的演化、经营方式的应变都取决于二者的经营理念。这是票号与钱庄不同兴衰的深层次原因；四是财东社会环境不同。在经过对票号与钱庄经营者的地域界定之后，通过对财东地域的经济、文化、政治对比，挖掘票号与钱庄不同兴衰的有关社会历史背景。 第四部分是结语。这一部分按照“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原则，借鉴近代票号与钱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