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作为中国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者,一生都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而努力。《大众哲学》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的先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理论基础。艾思奇曾两次留学日本,均以强烈的爱国热情而弃学回国。回国后一直投身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和传播。他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活动去充实并加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所需要的哲学方法论。大革命失败之后艾思奇撰写的《哲学讲话》,正是顺应当时知识青年对哲学的渴求而产生的。《哲学讲话》以其通俗易懂,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方式,把高深玄妙的哲学原理应用于对现实生活的说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本土化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主编了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播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权威意义。艾思奇一生都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播而奋斗,虽英年早逝,但是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研究中的地位是其他人所不可能替代的。全文除内容摘要外,分四个部分,约3.2万字。第一部分主要介绍艾思奇的生平,分为四个方面。(一)从参加反帝、反军阀活动到接触马克思主义。利用在《读书生活》杂志的工作实践写成了《哲学讲话》一书。(二)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参加中国共产党。(三)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与教学。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与毛泽东主席长达十几年的哲学对话。(四)新中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和讨论。艾思奇一身都在为党和人民的理论事业而奋斗,虽英年早逝,其留下的700多万的作品,理论意义却永远长存。第二部分,参与“唯物辩证法之论战”,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艾思奇就叶青认为黑格尔创立了辩证法,而马克思只是辩证法的使用者进行了批判。积极捍卫了马克思在辩证法方面的贡献。随后两人对《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关于内因论和外因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其次,艾思奇响应党的号召,对唯心主义学者胡适和梁漱溟进行了批判。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而奋斗。第三部分哲学大众化和中国化的尝试。(一)1934年《大众哲学》,哲学大众化的尝试。1.《大众哲学》顺应时代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无民主,外受压迫。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之间的矛盾同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革命共同成为当时时代的主题。2.《大众哲学》的成书经过,出版受到各种阻力,仍坚持哲学大众化的尝试。3.面对通俗陷入庸俗的压力,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信念。(二)编写《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材。主要讨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关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意义。第四部分在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作用。(一)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争论焦点主要在于恩格斯是否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恩格斯首次提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在给康·斯米特的信中,主要是针对可知论和不可论的区别而言。艾思奇先生则认为恩格斯在此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物主义。笔者认为此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恩格斯写给康·斯米特的信,只是要表达可知论。(二)艾思奇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提出。艾思奇对“中国化”的提出,除了自身的哲学修养和悟性外,还得益于延安的风水宝地,得益于毛泽东思想对其的影响。第五部分述评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本文篇幅有限,加之本人学术修养尚浅,文中有许多观点还不够成熟,待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一定进行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