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在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迈进的工业化进程中，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市场化进程中，在相关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后起国家转移的过程中，我国的产业结构虽然一直在进行着调整和变革，但不合理的状况依然存在，而且已经对我国经济的健康运行构成了障碍。这种状况与持续恶化的收入分配问题、压力沉重的就业问题、没有明显好转的“三农”问题、失衡的内外需问题等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成为横亘在构建和谐社会道路上的一道难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力图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突破点，通过产业结构的方向性调整，以解决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就业等其它难点问题。 与多数学者对产业结构研究着重于合理化、高度化不同的是，本文研究侧重于从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良性循环互动的视角来探究产业结构的调整。本文的研究隐含着以关怀中低收入者为前提，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为基调，产业结构的调整亦以如何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实现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两者的良性互动为主题。在分析问题的角度上，本文的研究主要放在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解决目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收入差距过大、就业压力大、内需与外需的失衡、内需的失衡等问题，尤其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论文围绕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这一中心，沿着以下思路展开：首先，在将经济划分为六部门即农业部门、生产资料部门、基本消费品部门、高档消费品部门、劳动服务业和建筑业部门、现代服务业部门等的基础上，对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重新进行了梳理；其次，对产业结构与消费需求、收入流向、资本流向、劳动力流向之间的关系和传导循环机制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再次，对当前产业结构扭曲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分析，指出当前产业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认为当前经济存在的最大风险就是由扭曲的产业结构和曰渐拉大的收入差距之间相互作用可能导致的“富人经济”；最后，指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本文的主要结论和创新点有以下几处： 1．通过对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传导循环机制的分析，本文认为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的主导作用通过消费者的货币选票表现出来，而消费者的货币选票促使投资者将资本投向市场中消费者所选择的行业和部门。当前我国消费需求结构存在双重性的特点，即消费结构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升级和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升级的共存性，这种特点要求我们在关注城镇居民需求(或者说高收入阶层)由“吃穿”向“住行”转变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农村家庭等低收入群体尚未满足的第二阶段的消费需求，要求我们在鼓励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依然要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 2．在对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与产业结构之间传导与循环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当前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会使流向高档消费品领域和新兴行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收入比例增大，流向基本消费品领域的比例则相应减少，从而使高档消费品部门增长较快，并带动相关生产资料部门较快发展，而服务内需的基本消费品行业增长缓慢。 3．由收入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相互作用形成的恶性循环，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中的最严重问题。只有适当改变当前市场势力导致的资本流向和收入分配流向，合理引导投资和收入分配的流向，方能解决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恶化之间的累积循环效应。城市化及就业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支点。城市化不仅改变了投资流向，大大增加了投向城市基建、房屋住宅等领域的资金，带动与之相关的钢铁、水泥等生产资料部门发展，还大大增加了就业岗位，改变了就业流向。就业增加无疑能带动消费增长，尤其是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上升将刺激服务于国内需求的基本消费品部门大力发展。 4．要改变农民工“移而未转”的状况，实现其“脱农入城”的转换，应大力发展以中低收入者为中心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房地产业。唯有如此，才可以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同时又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5．从增加就业、提高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刺激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等角度出发，在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基本消费品部门应当大力发展，其大力发展不仅吸纳大量劳动力，还可因就业增加而刺激居民消费、缓解外贸依存度过高带来的外部风险、减少经济运行中外部不确定性；生产资料部门要抓住信息革命这一历史机遇，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避免走发达国家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当前我国应有限度发展高档消费品部门和有条件地支持高科技产业，在市场需求己足以维持部门发展的情况，政府先前对高档消费品部门的扶植政策已不必继续，对于技术开发，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是完全必要的，而在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领域和销售领域不需要政府政策的继续扶植了；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劳动服务业和建筑业部门的发展，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必须的，但是应及早纠正“市场化”导致其从业人员过低收入的问题；代表着服务业发展方向和感应度很高的现代服务业，无疑是应当大力发展的瓶颈部门，但是必须适度限制其从业人员的过高收入，以防止收入分配状况继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