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药品的安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问题,而缺陷药品引发的药害事故更是整个社会的的关注焦点。2003年龙胆泻肝丸事件导致约十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2006年鱼腥草注射液致害事件更是引发了人们对整个中医行业的信任危机。此后各类大大小小的药品致害案件不断发生,2018年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问题疫苗案再次告诉我们,缺陷药品从未消失。缺陷药品带来的药害事件不仅困扰着我国,在域外也频频发生。许多域外国家对此建立了整套完善的法律规范与应对体系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国在缺陷药品侵权责任的相关立法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疏漏。因此,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与实践成果,完善我国缺陷药品侵权责任相关法律制度,对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缺陷药品本质上是具有不合理危险的药品,我国以国家强制标准认定的方式存在疏漏。参照学界观点以及国外相关立法的经验,我国应当以不合理危险为核心认定缺陷药品。同时,现行的盖然性因果关系认定方式面对责任主体不明以及致害因素复杂的大规模药品侵权案件时存在不足,对此应当引入市场份额理论、行业责任理论以及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加以补足。此外我国对医疗机构与药品生产者适用的归责原则不甚合理,可能对行业发展乃至社会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借鉴域外立法经验,我国可以考虑对无销售行为的医疗机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药品生产者在非处方药上全面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对处方药则依照药品缺陷的四种类型适用相应的责任原则,平衡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最后,我国缺陷药品侵权案件中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与对象过于严格且数额过少,并且缺少侵权法外的救济途径。对此,我国可以尝试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扩大至由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的缺陷药品侵权案件,同时以更科学的方式计算赔偿数额,并在侵权法外的救济途径上设立药品强制责任保险和国家药品救济基金,给与受害人更及时的救济。